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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品录斋／李广国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公元316年，西晋亡。中原士族纷纷逃往江南，于次年建立东晋。自此历经东晋、宋、齐、梁、陈五朝，近300年间，汉族政权处于偏安的局面。由于北方的人口大量南迁，新的汉族政权在南方建立，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中心也就自然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移居江南的中原士族和江南本地士族在相互的矛盾斗争中保持着平衡，共同维护着偏安的王朝。这一时期，除东晋末和梁末发生过两次战乱以外，南朝的境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破坏，生产力得到逐渐发展。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在创造性的融合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东晋南朝是继汉朝开唐朝的重要转化时期，这一时期经济、文化上的成就为唐代兴盛作了必要的准备。这一期我们考略的主题是东晋南朝时期的碑刻铭文书法风格。

01 过渡体

在东晋士族的日常生活中，最初普遍流行的真书基本仍属于钟繇体式（当然并非是原样的传承，已有一定程度的变化），这是真书旧体。自从王羲之创造新体，脱尽钟繇法度，逐步地为士族文人们所接受，致使东晋中、后期形成新、旧真书体并存的局面。后来由于新体日益广泛地流行，以至在南朝时代逐渐成为占据主流地位的真书体式。而在刻铭书法领域，东晋的早期与中期，是过渡体与钟繇旧体的世界，到了东晋后期才统归于钟繇旧体。南齐以后统一于王羲之新体。

《夏金虎墓志》局部

这些过渡体刻铭书法，在体势、笔法介于隶书、真书两体之间，无论从结体或点画形态上看，都表现出这样的基本特征。具体说来，不少字的偏旁或整体结体基本上仍属于隶书形式，但有些局部却已为真书笔法，隶书典型的波磔、挑法得到收敛，但常常表现出这样的笔势，而又夹杂着真书点画用笔。例如砖刻《颜谦妇刘氏墓志》、《孟府君墓志》、《夏金虎墓志》，石刻《王兴之夫妇墓志》、《爨宝子碑》等等。

《颜谦妇刘氏墓志》局部

上述三块砖刻墓志的书法，点画多是与圆锥体形状相似，缺少抑扬顿挫的用笔弹性与轻重粗细各有法度的点画形态。由此我们可以推想，这一类墓志是在砖坯还未烧固之前用某种硬物随意刻划的，所以十分粗疏草率，不修边幅，能让人感觉到率朴天真的美。在这一书法风格中，《颜谦妇刘氏墓志》浑厚宽博；《孟府君墓志》共五块，文相同，分为两种风格，其中三块近于《颜谦妇刘氏墓志》，另外两块则比较疏朗清秀。可划归真书；《夏金虎墓志》则显得潇洒野逸。

《爨宝子碑》局部

石刻《王兴之夫妇墓志》和《爨宝子碑》属于方笔类型。前者与《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书法风格一致。结体平方正直，点画起止处及转折处尤其夸张注重方切，走刀路径锋芒毕现，方正沉朴，这一类书法风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刻刀。从墓志原貌我们可以判断出墓志是未经书丹，是由职业刻工直接镌刻，这就如同刻白文印章，这样的体貌完全可以直接奏刀完成的。《爨宝子碑》在方正拙朴中又有奇巧之姿，结体变化多，且笔势活泼，点画形态以方切为多，又常以圆弧形态加以变通，透过刀锋依稀可见书写意味非常浓厚，不是直接奏刀就能表现出来的。《爨宝子碑》横画起笔处与收笔处都呈上扬的形态，这也正是过渡体的典型笔画形态，这在汉简草隶和一些写经墨迹中常可以见到。起笔处已属于真书笔法，而收笔处仍为隶书笔法。只是经过刀刻，强化了方切的形态而已。在这样的作品中，镌刻过程不是被动地忠实表现出书写碑文时的原貌为目标，而是充分发挥刻刀与石材的性能，在笔墨碑文的基础上加以再创造，使这件作品的意趣更为丰富。在这一点上又给予后世书家很大启发，致使对毛笔的表现力加以再探讨、再发挥，在不做作的前提下使书法的笔法得到新的发展，从而使得书法风格上又产生更多的新意。

02 钟繇旧体

在东晋中期，刻铭书法一般表现为过渡体的同时，也出现个别应划归钟繇旧体的作品。如《刘克墓志》、《孟府君墓志》中的两块。之所以划归真书范围，是因为在整体面貌基本上已统一表现为真书的笔势、笔法（尽管还在某些局部残留着隶书笔法），这是作为过渡体的作品没有具备的。

这两块墓志均为砖刻。《刘克墓志》点画粗重，形态方圆相兼，生拙、迟涩，与《颜谦妇刘氏墓志》、《夏金虎墓志》、《孟府君墓志》的流畅圆润不同，观察墓志刻石原貌可以知道应是在砖烧固以后所刻，所以有坚硬迟涩的感觉。由于这一工具、材料的特性，加上字迹宽博的体格，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点。而《孟府君墓志》中的两块真书作品正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因为是在砖坯未烧之前直接刻划，坯泥柔软易刻，所以体势流畅，笔画灵动，有疏朗灵秀之美。这两种墓志的真书点画形态还未完全形成肯定明确的定式，这也正是早期真书体书法的童稚之处。

《周叔宣母黄夫人墓志》局部

此后，自晋末至南齐，刻铭书法基本上都属于钟繇旧体。如《周叔宣母黄夫人墓志》、《蔡冰墓志》、《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明昙憘墓志》、《刘觊买地券》等等。这些刻铭书法比前述的《刘克墓志》和《孟府君墓志》中的两块真书作品，体势得到进一步的统一，法度更加完备，隶书笔法基本上消失。从笔法上来看，风格大致可分为以圆健为本和以方切为本的两种类型。

前一种类型的代表作品是三块砖铭。其中《周叔宣母黄夫人墓志》雄浑朴厚，含蓄沉劲，结体宽博方正。《蔡冰墓志》笔势圆畅，结体奇逸，章法萧散。《刘觊买地券》字小而多，章法茂密，书、刻都比较随意，颇有书札意趣。

《爨龙颜碑》局部

后一种类型中，《爨龙颜碑》与53年前的东晋《爨宝子碑》，在镌刻技艺上有着相同的风格，但在书法的实质——笔势、点画用笔上已发生了质的飞跃。《爨龙颜碑》与《刘怀民墓志》书法风格十分相近。都是方正而常夹有长、扁的变形，体格宽松，寓巧于拙。点画斩截，沉重中又时现灵捷的姿态。这一点在《刘怀民墓志》中更为突出。此外，还有《明昙憘墓志》用笔善于取侧势，爽畅劲利，体态险正、聚散变化富有节奏对比。

从东晋、南朝的过渡体和钟繇旧体刻铭中可以看出，清代书家所谓的“魏碑”——北魏刻铭书法风格，并非北方所特有，这是当时流行全国的刻铭书法风格，这种书法风格，是奏刀技巧对手写书迹的巧妙发挥所致。随着历史的发展，刻铭书法与手写书法在齐以后逐步趋于一致，而北方的刻铭书法在北魏后期也逐步向南方的新体看齐，以至最终南北书法风格统归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真书新体系统。

03 王羲之新体

南齐以后，南方刻铭的钟繇旧体被属于二王笔势系统的真书新体取代。这种新的书法风格，匀称工稳，婀娜多姿，点画秀美，笔法统一。如《刘岱墓志》、《吕超静慕志》、《萧融墓志》、《王慕韶墓志》、《瘗鹤铭》、《萧敷墓志·王氏墓志》等等。

以上作品，大致可分为四种风格。

其一，体态匀美，点画方圆相兼，粗细适中。在这一类作品中，以《刘岱墓志》最为匀整，简直与唐代颜真卿《多宝塔》相近。《吕超静墓志》近乎王羲之《黄庭经》较为规整，刚坚中又见灵秀。《萧敷墓志·王氏墓志》前者朴实近乎《黄庭经》，后者清劲类似《乐毅论》。

其二，清瘦秀劲，韵致空灵，类似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此中，《萧融墓志》体格方正，笔势灵巧流美。《萧憺碑》体格修长，结字紧密，章法潇洒舒朗。《王慕韶墓志》极像王献之书迹。中宫紧聚，四周舒展，用笔劲利，笔势悠扬，清气逼人。

《萧憺碑》局部

其三，丰润柔美。《萧憺碑额》，点画横细竖粗，对比强烈，笔势流畅，用笔圆柔，姿态婀娜，如唐代画家笔下的美人，甜美有余，但骨力不足。

其四，体格壮伟，笔势雄浑，韵致奇逸。《瘗鹤铭》，其书气象十分的超逸，在南朝石刻书法中显得非常奇特。书写格式是自左向右竖写，与自右向左竖写惯式不同。书体虽然是真书，却洋溢着生动的行书韵味，笔势流动圆畅，体格宽博开朗，点画苍劲。个性风格十分鲜明，这是南朝刻石书法中罕见的大字作品。深得宋代大书家黄山谷的赞扬，他书法的字势、笔法及其意趣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瘗鹤铭》的深入体悟。清代以后则是有更多的大书法家师法《瘗鹤铭》。

《瘗鹤铭》局部

上述我们总结了东晋南朝时期碑刻铭文书法的风格，简而言之，碑铭、墓志在萧梁以前多是延续旧体，以钟繇书势、笔法为基本，再加上镌刻于石的工艺制作因素，具有一副古拙天真的面孔，如《王兴之夫妇墓志》、《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刘岱墓志》等。而到了萧梁的《瘗鹤铭》、《萧憺碑》、《萧敷墓志·王氏墓志》、《王慕韶墓志》等，虽然风格各异，但都是在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一系书法中变化。并且，在品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时的书法呈现出日趋严谨的发展趋向，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在被后人逐步的规范化，这是追求法度的必然结果，在后来智永的《真草千字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一历史的必然发展趋势，为后来唐代形成“尚法”书法风格作了铺垫。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荀子《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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