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于右任书法早在20年代便名播遐迩，与郑孝胥素有”北于南郑”之称。他首创”标准草书”，有 “当代草圣” 之誉。他的书法造诣极高，归其所取法，北碑南帖，汉隶章草均有涉猎而俱能化为一炉。尤其在魏碑中融入行书和隶书的笔意，形成独特的书风。

于右任的学书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帖学启蒙、力攻北碑和碑帖融合。

于右任从光绪十六年(1890)开始，学书于私塾，师法赵孟頫，以工整秀润的帖学书法为主。于右任学书极勤奋，手不释笔，打下了深厚的帖学书法基础。碑派书法大家康有为、包世臣莫不如是。于右任是何时开始转入碑学书法的呢？于右任自十岁起，临帖未间断，功底扎实，书艺大增。此期间专写北魏碑帖，尤以写何绍基临《张黑女墓志》极为神似。于右任28岁开始临习魏碑，只不过该《张黑女墓志》还比较温润秀雅，与帖派书风区分不甚明显，甚至与赵孟頫书法还有某些相近。但这似乎正好可以说明此乃是于右任由帖入碑的过渡性作品。

于右任28岁开始力攻北碑阶段。这是他书法攻坚阶段，付出了很大的艰辛和努力。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学魏碑之勤，所耗精力之巨，个中甘苦，可见一斑。民国初年，于右任创办图书公司，经常与一些学者名流相往来，对碑帖典籍有所涉猎。他被那种遒劲峻拔、庄重茂密的北魏体吸引住了。他尽其所能地钻研北魏书法。

康有为曾说过:”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于右任为了研究魏碑，保护古代的碑刻，曾呕心沥血，不惜代价，凭着他的天赋，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加上勤学苦练，故书法日渐成熟，自成一家。于右任的北碑书法，既婉约劲挺，古拙峻峭，以静穆闲逸，流丽典雅，跌宕多姿，运笔纯任自然，不拘泥于绳墨间，脱颖而出，独树一帜。于右任行书亦碑味十足，刚正严厉，气势雄放，笔法开张，独具风神。他的魏体行书大约在1920年后渐趋成熟。此时的书法已基本摆脱了早年帖学的影响，浑厚刚猛，气势奔放，与其刚直不阿、勇于进取的革命斗争精神相暗合。

第三阶段是碑帖融合。于右任的书法大致经历了”帖学启蒙–力攻北碑–碑帖融合”三个阶段，体现了”正–反–合”的完整过程，也就是孙过庭所说的”平正–险绝–平正”，是一个必然的逻辑循环，早年秀雅端庄，中期劲健险绝，晚年大草火气全消，反造平淡。

他对草书的临习，大约始於1927年前后，时48岁。他曾自言：”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于右任初期草书，尚有魏书之磅礴之气，险劲峭拔，大刀阔斧，旁若无人。这与其精湛的碑学功底不无关系。

但从现存草书作品来看，鼓努为力刻意造势者极为罕见，而以舒缓从容、自然率意的风格为主，从中已可以窥见其晚年师法帖学的消息，并反映出回归帖学从而实现碑帖融合的愿望。

从师法渊源上，于右任的草书更多的是受怀素小草的影响，藏锋敛锷，用笔含蓄，使转悠游，动止庄严，貌若古之君子圣贤。字与字相互呼应顾盼，行间血脉相连，整幅作品元气充盈。其风格特征是恬淡平和，精气内敛，参以魏碑笔法，朴拙而富有奇趣，从而实现了碑帖融合，完成了他书学经历最后一个逻辑阶段。

随着年岁渐高，他后期的草书，渐入宁静恬淡之境，不求态而态美，不着意而意境横生，随意挥洒，心旷意远，信手拈来，皆成佳构，可谓登峰造极。于右任草书充分成熟的标志性事件即他在1932年在上海成立”标准草书社”和1936年《标准草书》的出版。

于右任在书法上之所以能登上当代”草圣”的巅峰，并非仅仅依靠他的天赋，最主要是为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他每日仅记一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这与吴昌硕治印心得完全一致。吴昌硕说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

于右任博观约取，取精用弘，几十年如一日勤奋耕耘，遂自成一家，成为民国时期屈指可数的大家之一。他的书风于跌宕中见俊逸，于疏放中见规范，晚年更臻成熟，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

于右任的字有的沉静如处子，有的飞腾如蛟龙，有的勇猛如武士，有的圆美如珠玉，有的轻纱如仙女，有的豪放如侠士，有的秀丽如美人，有的巍峨如泰山，有的苍劲如奇峰，有的柔回如漪波，有的憨态逗人迷，有的痴态使人醉，有的跃跃欲起飞，有的如瀑布直流，有的如野马狂奔，有的如古树悬空，有的如春花迎风，.有的如野鹤展翅，有的如高空流云，每一个字，莫不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