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虞 帖
草书,唐代摹本,现藏上海博物馆。硬黄纸本纵23.5厘米 黄26纸本此系唐摹本。前隔水有北宋徽宗赵佶瘦金书”晋王羲之上虞帖”月白绢签。钤有南唐”集贤院御书印”半印、”内合同印”,北宋”政和”、”宣和”、双龙、”内 府图书之印”,”政””和”、”宣””和”连珠等朱文鉴藏印记。曾经南唐内府,北宋宣和内府,明晋王府、韩逢禧,清梁清标等鉴藏。
《上虞帖》是王羲之因病未能得见朋友一面,而写的一封信。信中也提到其他亲戚朋友的近况。草书,麻纸本,7行,58字。作品风格面貌属于王羲之晚年书风。《该帖草法随意洒脱,轻松自然,不拘小节。首先,在笔法上它不是靠轻重提按变化来丰富线条内容的,而是以节奏和运行速度(疾涩之变)来充实线条内涵,提按为辅。其次,结构上强调开合变化,收放自如,所以字形构架的视觉效果显露出一种“张力”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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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逸优游,灵动绰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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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抄家
在仓库丢废纸的竹筐中偶然发现
1969年10月移交上海博物馆
《上虞帖》被定为赝品
直到1975年,经谢稚柳鉴定
又经上海博物馆科学实验室用软X光透拍
显现出南唐内府的收藏印
“内合同印”朱印和“集贤院御书印”墨印
于是断定此《上虞帖》为唐摹本
上海博物馆在法帖上有两件镇馆之宝,一为唐摹本的王羲之的《上虞帖》,二为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其中《上虞帖》曾经历了一场大劫,而使《上虞帖》起死回生人,是“上博”的明清古画鉴定专家、墨拓大师万育仁。
“文革”中,抄家之风大兴,将“牛鬼蛇神”家中的文物,或焚烧,或上交。为之,上海专门成立了文物清理小组,对抄家得来的文物书画,逐个鉴定清理。国家鉴定委员会的万育仁,代表上海博物馆参加,为书画鉴定把关。
一次,万育仁在仓库中清理书画,偶然在丢废纸的竹筐中,发现一纵23厘米、横26厘米的硬黄破旧书法帖。卷端有宋徽宗金书“晋王羲之‘上虞帖’”的绢签,在绢签的下角,有朱文双龙圆形骑缝印,有“御书”葫芦骑缝印,有“政和”、“宣和”骑缝印,拖尾中间还押着“内府图书之印”朱文大印。除宋徽宗的题签和印外,还有五代南唐“集贤院御书”墨印及“内合同印”朱文大印。凭万育仁多年书画鉴定的经验,他确定此卷非等闲之书卷。再打开内页,只见58字七行草书历历在目:“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艰!想行复来。修龄来径日,今在上虞,月未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 甚令人耿耿。”内容主要是回答来书所问。帖中提及三人,一为修龄,乃王羲之从兄弟;二为重熙,是王羲之妻弟;“不知安所在”的“安”当是名士谢安。帖中文字多使用中锋运笔,字体连贯流畅,丰肌秀骨;体势超逸优游,灵动绰约。
万育仁依稀记得明·詹景凤《东图玄览》、清·安仪周《墨缘汇观》提及此帖,此帖多少年来湮没不彰,现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怎不激动。惊喜之余,万育仁毅然将废筐里的《上虞帖》捡回,小心翼翼地带回上海博物馆,请还在工作的专家进一步确认。也许是怕麻烦,也许是怕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引火烧身,也许是不 懂,他们却来个彻底否定:“该卷既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也不是唐摹本。”
上世纪70年代初,“打砸抢”之风逐渐平息,上海博物馆老馆长沈之瑜得以解放,重新主持 工作。沈之瑜与万育仁虽为上下级关系,但彼此尊重,堪称老朋友。 万育仁便悄悄地将藏了三年的《上虞帖》拿给老馆长看。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沈之瑜同意将此帖带至北京作进一步的鉴定,在一旁的保管部长马承源极力推荐,请上海书画鉴定大家谢稚柳鉴定。此时的谢稚柳刚从“牛棚”里出来,久未与书画打交道。当《上虞帖》放在他桌子上时,谢稚柳眼睛一亮,拍案叫绝:“上海居然也有王羲之的好东西了羲之,墨迹久绝于世,唯此唐摹,就足为文物之精英、艺苑之瑰宝了。”
当谢稚柳得知是万育仁发现《上虞帖》,并助其逃过大劫时,赞不绝口地说:“老万,你做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
万育仁之子万寿告诉我说:“我父亲一生最高兴的是发现《上虞帖》,否则,《上虞帖》很可能毁于火炬,或流落他国。”万寿又说:“上博建馆50周年之际, 馆内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二王’的作品总是名列最显眼处,我也会多次前往参观。当我站在《上虞帖》作品前,我会伫立良久,思绪万千,有时还会按 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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