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并非真品，但文物历史价值是不容怀疑的

入明朝以后，此帖先后为晋王朱 棡 （有印记五方）、杨士奇（有印记三方）所有，后来便归大收藏家项元汴（字京）收藏，卷中他的印记最多，计有 22 方，并有“荷”字编号。到清代为高士奇所得，他在后纸题跋中说：“晋王右军临钟太傅千字真迹至宝。康熙丁卯（ 1687 年）秋日购泰兴季氏价八百两。”高氏之后归吴俊、安岐，然而很快又落到了乾隆皇帝的手中，卷中有乾隆内府印记十方，乾隆题跋三处。乾隆传给嘉庆，有“嘉庆御览之宝”椭圆印一方。后不知何种原因，此帖流出了清宫，较早有杨宜治的收藏印，后归裴伯谦。裴氏跋云：“光绪壬寅（ 1902 年，原误笔作辛丑）八月归裴氏壮陶阁，值已过季氏一倍矣。”裴氏之后有宋伯鲁、冯恕（公度）、黄君直、廉南湖和吴此英夫妇等观款、印记，或为他们收藏，或经他们过眼。今归故宫博物院。此卷收藏印记，始自北宋，中历南宋、元、明、清诸朝，直至现代，藏印多达一百五、六十方，蔚为大观，可谓是一部历朝收藏家鉴藏的印录，由此可知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此卷在流传过程中，亦屡见于著录。最早是《宣和书谱》王羲之“行书”目中，列有“书魏钟繇千文”，对照宣和印玺，应该指的就是此卷。按此卷曾为贾似道收藏，疑《悦生古迹记》应有记载，但 实双钩本也，然鉴藏印识，历历可数，卷首有瘦金题签，即双钩，亦当出唐宋高手，断为下一等不爽耳。” 弘历对此帖真伪的鉴定是略具只眼的，但当裴景福以倍于高士奇的重价购得此帖之后，却推翻了乾隆的定案。《壮陶阁书画录》中说：“右军传世墨迹，或十余字，或数十字而止，此卷多至千余言，而玺印完美，尤为晋唐各名卷所无，凡北宋以来，秘府天章，文人秘笈，鉴赏印记备见于此，至于书法精妙，绝非唐人所能，而中多古体，人不尽识，如读岣嵝碑，固宜领袖墨池，冠绝宇内。”他太泥古了，以至于把前人正确的意见也否定了。欧阳辅在《集古示真》中再辨其伪，却又漏洞百出，十分无力。他说：“题为王右军临钟繇书，与梁周兴嗣编文词迥异，惟末二句相同，其真迹元世藏鲜于奉常家，明初始有刊本，后郁冈斋又刻之，三希堂帖中亦有此文，殆从真迹摹刻。按此文为唐初赵模集王右军书所成，以继周兴嗣之作，明初尚见于宋金华集，不知何人改题为王临钟书，郁冈斋与三希堂据以入石，沿误至今，莫知为赵模所集。夫汉魏时安有千字文之目哉，托之于钟，适见其陋。”考宋濂《宋学士文集》郑第十五有“题在唐有能书名，尝与韩政、诸葛贞、冯承素等奉敕临摹兰亭，逮今犹有存者，予于秘府颇见之，最喜其善用笔，而正锋恒在画中，所以度越诸人也欤此本系鲜于奉常家藏者，神采尤沉著不露，可宝也。”很明显，宋濂所说的赵模集王羲之行书《千字文》，不是这一卷《王羲之钟繇千字文》，欧阳辅把它们混而为一了。此卷的历代收藏印中，也无鲜于枢的收藏印记，另外，此卷前衔款三行十八字，与帖本文“二仪日月”是一手所书，在同一张纸上，并非后人“改题”。至于赵模所集的王书《千字文》的内容，是否与此卷相同，宋濂的文集中未曾提到，而据徐邦达先生云，他曾见到过一古摹本，首句为“天地玄黄”，那就更证明此卷非赵模所书了。欧阳辅仅根据刻本而下此错误判断，是没有看到过原迹之故。

王羲之行书《临钟繇千字文》

为了对这一名迹有一个准确的鉴定意见， 1981 年，故宫博物院曾邀请启功先生，及本院徐邦达、刘九庵、王以坤及有关人员，进行联合鉴定，经对原迹仔细观察，一致认为是唐、宋间人所作，其字有的是双钩填墨，有的是临写。或从传世为王羲之的墨迹及临摹本如《兰亭序》等中采摘，或从陈僧智永的《千字文》中摘采，有的则是自造。徐邦达先生说，王羲之祖父名正，父亲名旷，所以在他的书牍中曾以“初月”代替正月，正是避家讳所致，而此帖中“正”、“政”、“旷”字，均未讳改。这不但有力地证明，此帖不但不是王羲之书，而且还证明，也不是都集的王羲之书。至此，关于此帖的真伪可以下一结论了。而且它的内容，为何与周兴嗣编次的《千字文》不一致，那不过是作者弄的狡狯罢了。

《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虽然经最后鉴定并非真品，但它的文物历史价值是不容怀疑的，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假如此帖不能保存至今，那么王羲之是否临写过钟繇的《千字文》，将永远是一个历史疑案，那对我们今天研究这位书圣，更是增添了一层迷雾。另外，尽管此帖有双钩、临写的痕迹，因而行气不贯，笔法欠缺自然，但就单个字体本身而言，它还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否则就不会使那么多赏鉴家深信为王羲之真迹不疑。对它艺术水平的评论，如果说卞永誉说它“浑圆遒劲，笔力雄伟”，有着先入为主之嫌的话，那么吴其贞说它“书法藻丽，结体茂密”，乾隆说它“笔意精到，而结构特为谨严”，则是在否定其为真迹之后下的评语。大体此帖在用笔结体上，严守矩矱而不逾于法，雍容大度而无小家气，那是不错的，对于我们今天从事书法艺术创作或初学书者来说，仍有一定的参考藉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