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疏林远岫图》

图片[1]-董其昌《疏林远岫图》-好字无忧

疏林远岫图

疏林远岫图(局部)

疏林远岫图·张庚题跋

疏林远岫图(局部)

董其昌像

董其昌和袁可立为同年

(长美)《疏林远岫图》纸本墨笔,纵98.7厘米,横38.6厘米,明董其昌为同年袁可立而作。此图为近景画,坡石错落,勾勒圆浑。坡上疏林,用笔虽简而各蕴姿态。中景水面空旷,一山耸峙,在平远的构图上颇见险势。整幅画简洁朴拙,萧散空灵。款云:“年家(侄)袁伯应(袁可立子袁枢)司农上疏归省尊人大司马节寰(袁可立)年兄,赠以诗画,癸酉十月之望。”癸酉为公元1633年,作者董其昌时年79岁,而其时远在河南72岁的“大司马节寰年兄”袁可立则已于四天前病逝于睢州(今河南睢县)。

明崇祯癸酉冬,致仕在家的袁可立病重,其子户部主事袁枢上疏述职请假回乡探望老父,顺路探望年伯董其昌,董其昌为故友袁可立作此诗画一幅,并通过年侄袁枢带给其父。该画原藏于河南睢州袁尚书府第后院“藏书楼”,清后期外流,今为天津博物馆收藏。

董其昌在画的顶端赋诗题赠老友袁可立:“挂冠神武觐庭闱,得奉朝恩意气归 ;圣主似颁灵寿杖,仙郎耐着老莱衣。”意思是说:袁可立晚年在朝堂上因为顶撞忤逆了魏忠贤而被罢官致仕,但仍然被天启皇帝眷顾着意气风发地回家了。正好像是崇祯皇帝赐予老臣一个长生不老的寿杖,其子袁枢也经常扮作“老莱子”的模样哄其开心尽孝。

乾隆五年秋八月,清著名书画鉴赏家张庚在河南睢州蒋泰家见到此画并为之作跋。(资料参考《睢阳尚书袁氏家谱·》)

2012年4月19日,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对此画做了专题报道。

疏林远岫图 一幅永远画不完的传世佳作

疏林远岫图是明代书画家董其昌的一幅经典之作。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明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爲“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能诗文。他的书法兼有“顔骨赵姿”之美。

关于董其昌与袁可立的关系,今天的河南睢县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儒生屡试不第,心情十分郁闷,他便是董其昌。有一天晚上,忽然梦见神人前来告诉他说:“你要等待袁可立和你同考,才有希望上榜”。他梦醒后觉得非常奇怪,于是到各地学堂逐一查访,但都没有找到叫袁可立的人。有一天,他来到河南睢州闲游,走累了在一个村塾里休息,忽然看到一个少年容貌颇为奇特,他猛一惊,便好奇地向塾师请教这位少年的名字。塾师先生说:“他是袁家的孩子,名叫可立”。董其昌听了,又惊又喜。在知道袁可立家中贫穷恐无力上进后,就将袁可立带回自己也并不富裕的家中亲自课读。到袁可立二十多岁时,两人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在乡试和会试中都果然中榜。对于这个故事,清代王椷的《秋灯丛话·梦·与袁可立同科》对此留下了清晰记载。

对于二人的关系,坊间也留有一个离奇的故事,与上述记载有异曲同工之妙。袁可立幼年的一天夜里,漆黑异常,袁可立秉灯入厕,却没有放灯的地方。忽然身后有声音说:“侍郎爷侍郎爷(明天启年间袁可立官至兵部尚书,一说是“尚书爷”),请你把灯放到这里吧”。袁可立好生奇怪,昏暗的灯光下却看到一个光头的小鬼,他拍拍小鬼的头就把灯盏放了上去,随口说道:“小鬼小鬼你好大的头呀”。小鬼答:“侍郎爷侍郎爷你好大的胆”。幼年的袁可立感到很是诧异,就问:“小鬼小鬼你为什么这样称呼我?”小鬼说:“我是受人之托告诉您,有一位姓董的文曲星老爷转世,正等着您前去同读共考呢,来日当有侍郎爷的名位等着您呀”。袁可立起身取过灯盏,那小鬼便消失在漆黑中。

作品点评

普藏 · 小调调

心学学者田欣女士:远处观此画之大相,与倪攒的风格很像,画面皆有清与新之感。不同的是,它给了我一种骨的感觉。拉近来看,却有种素描草稿的感觉。作者在模仿先人一河两岸式的构图时,那种心情是偶然形成的必然,这种必然性的心情,导緻他画了两岸代表两个人,来表达他内心的想法,貌似没画完东西,反而成就了两人的一份珍惜。

这幅画是有针对性的,就是送给故友的,画在给对方看到后,有所感觉就可以了,不需要画更多的东西。并不像其他的画作,为了流传于世。我们貌似觉得没画完,但他确实真的画完了,这幅暂定的残卷就是一幅整图。他提出南北宗画论,偏爱南方文人画风,如此他的画给人精神上的碰撞就少了。其实这和很多行业的人一样,在某方面达到一定的境界后,就会去究竟某些另外的东西,至于究竟后能否放下这就要看个人了。

丁航先生:作者用画上的下半部山暗喻自己,上半部分指其好友袁可立。采用一河两岸式的构图,好似两人隔着山水相望。二人相交已久,以袁可立喻远处的伟岸山峰。两人是同窗好友,许久不见,以画传情表达彼此的牵挂。正所谓“茫茫一水间,相隔不能语。”

高啓岚先生:董其昌作此画时已经79岁了,81岁去世的。画中有屋无人,清冷萧条,看不到光线的来源,感受不到阳光的温暖。作者作此画只是给一个人看的,那个人就是刚刚故去的袁可立。也许正是两位知交故友此时此刻心有灵犀的一种感应吧。

吕孟芸先生:这幅画也不能说他没有画完,也许他就想表达这么多东西,毕竟是两个老人了。此画借用了元代一河两岸式的构图,来表达两个已久不相见的友人。作者与故友之间默契十足,彼此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心意。假如袁可立能看到这幅画的的话,立刻就能明白作者心中的情意,这就是两个人的默契。所以看他只是画的寥寥,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心理学学者·苗怀文女士:从画中可以看出作者内心对袁可立的情意很重,作者内心觉得袁可立是很“美”的,非常欣赏袁可立棱角分明的一些性格,这些优点正是他所欠缺的,他和袁可立的这份友情和一直以来他们两人的相处,都让他们觉得彼此深深的被对方吸引着,正是如此,他们的情谊一直持续了如此之久,以致于后世几代交往,友谊绵长。

当作者得知故友身患重病时,心中不免伤感。此画就是作者表达对友人爱慕和伤感的矛盾之情,以及深深的留恋和不舍。

陈稳绩先生:此画只是起了草稿,点了几下而已,还没有画完,没画完却还能看到它的大关系,作为一幅没画完的画的意识和态度,这种意在画里面皆有体现。画中皴法、书法用笔有魏晋的骨,唐人的气韵,宋人的貌,加之明代作者本人的时代气息贯穿于画,此画当代人看就是明代的气氛。从他的皴法到书法都与杨凝式有卷气上的默合。之前的读画都太丰满了,这幅画只能找他俩之间和作为一幅没有画完的画,作者在作此画时的步骤和态度。包括他一直把握整体,什么时候停就是一幅完整的画?一幅画能不能画完?他画一生能不能画完?或者是说我们在继承下来几百年这幅画能不能画完?我们如果现在接受这幅画,我们应该怎么把它给继续完成?是用自己把它完成?就是这种感觉。

画面分上下两部分,自然遵循黄金分割构图。分开而看是两幅斗方,亦都是一幅完整的画。山石有类似铅笔素描的画法,小景都是按古人取法的习惯细细把握的。他现在就是放弃了所有的经曆,他们两人同朝为官、他们走过的路现在全都放下了,以及他们一起经历的磨难这些都放下了。这幅画就是他们两人的当下,处于黄昏之年的当下,就是取了一种味道,有了一个念。此爲意道。

董其昌与袁可立

附上一篇郑州日报的文章《董其昌与袁可立》,来补充一下二人之间的关系

2017年4月16日 郑州日报

宋宗祧

提起董其昌,可谓大名鼎鼎。他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书画家之一。《画史绘要》这样评价他:“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

董其昌于人事也极其精明。他35岁走上仕途,官至礼部尚书,80岁告老还乡,亦官亦隐45年,既在读书人中留下了谦逊超迈的形象,又攀上了官宦权势的高峰。

袁可立就不一样了,茫然不知者甚多。其实,历史就是这样吊诡,该青史留名的反而默默无闻。

然而,董其昌与袁可立却有奇缘。

据清王椷的《秋灯丛话》:董其昌是江南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虽然少年时就才华横溢,然而科举却连连落榜。一天晚上,董其昌梦见了一位神人,他对董其昌说:“你要等到袁可立和你同考,才能上榜。”董其昌梦醒后觉得非常奇怪,可是在华亭县查访不到名叫“袁可立”的人。

后来,董其昌离开家乡出外闲游,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南睢阳。在一个村塾里休息时,被一个容貌奇特的少年所吸引,便好奇地打听他的名字。塾师说:“他是袁家的孩子,名叫可立。”董其昌一听又惊又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当董其昌知道袁家无力供袁可立读书后,就将袁可立带回华亭,同窗共读。后来,两人在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会试中双双折桂。

之后,董其昌与袁可立就成了多舛命运“共同体”:万历中二人都遭贬回籍,又都在泰昌帝登基后重新起用。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末年,两人都受到排挤和迫害。董是“深自引远,请告归”;袁是“珰(魏忠贤)以可立有意远己,于是加尚书衔,致仕”。真像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

袁可立中举后,先是任苏州府推官,平反冤狱,继而回京,处斩弄臣,人称袁青天、铁面御史。后慷慨建言,触怒龙颜,被罢官26年。泰昌元年(1620年),袁可立复出。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辽东起兵祸,袁可立上书条陈平辽方略,出镇登莱(治所在今山东蓬莱)。在袁可立的精心筹划下,后金四卫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尽弃之而不敢据。

天启四年五月,袁可立作《海市诗》。董其昌将它书写下来,并在尾跋中称颂“大作雄奇”“弟以米家法书之”等语。年纪大的董其昌为何称“弟”?那是因为在董其昌眼里,袁可立太高大了。此刻石现保存在山东蓬莱阁避风亭内。

因忤逆魏忠贤,袁可立回朝再遭罢官。之后,辽东一线又危如累卵。

崇祯六年(1633年)十月,袁可立病重,董其昌作《疏林远岫图》赠。遗憾的是,袁可立于画到之前四天去世,没有见到这幅佳作。

董其昌亲自将袁可立病逝的噩耗报告崇祯皇帝。帝遣使至睢阳代祭,首辅孔贞运亲为墓铭。两年后,81岁高龄的董其昌写下了《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行状四册》,说:“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董其昌还作《题袁可立像》,称赞袁可立“忠诚干国,正直立朝”。

“知公者宜莫如昌。”这话很对,最了解袁可立的确实是董其昌。但是,上面我们看到的基本全是董其昌“爱慕”“敬重”袁可立的情况,没有袁可立对董的片言只语,颇似“剃头挑子一头热”。

其中定有蹊跷。

说穿了,董其昌和袁可立的关系,同窗是其一,更重要的是粉丝和偶像的关系。袁一身正气,大义凛然,不怒自威,领袖范儿十足;董高山仰止,对袁是有一种崇拜和极度欣赏之情的。

其实,崇拜袁可立的人多去了。如:泰昌皇帝朱常洛,天启皇帝朱由校,首辅孔贞运,大学士孙承宗,左都御史高攀龙,大学士黄道周,状元、翰林院修撰刘理顺,礼部侍郎钱谦益,明“四大家”之一的陈继儒,书法大家王铎……他们都对袁可立评价超高。

这说明袁可立在当时确实是一个鹤立鸡群影响很大、威望很高的“超级明星”。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英雄,清朝编写的《明史》却把他屏蔽了。正如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徐建顺所说:“可能是因为袁可立曾策反努尔哈赤的女婿,引起家族大乱,并大败努尔哈赤,这对于清朝皇室是很丢脸的事吧,所以历史就被修改了。”

首辅孔贞运在《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中说:“使天假数年,则公将奋谋决策,焚冒顿之虎落,犁老上之龙庭,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而今已矣,惜哉!”

历史没有假设。袁可立死后十六年,明亡。孔贞运的哀鸣告诉我们,一柱擎天。袁可立之后,大明再无袁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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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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