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芝是草书典型

草书的出现，直承篆隶，比行书、楷书要早。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今之草书也。”唐张怀瓘《书断》说，章草是西汉史游所作，今草是东汉张芝所造。张芝，字伯英，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时人谓之“草圣”。

张芝作为草圣的意义，在于他已将作品从文字内容中脱离而使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汉赵壹有文章《非草书》，尽说草书的不是，可从反面看出草书作为独立艺术在当时之蔚然勃兴。赵壹以为，草书只可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如果只练草书，则近于矜伎，“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非圣人之业，是“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

在古代，张芝草书的地位最高。唐孙过庭《书谱》载王羲之自称在书法上他只崇拜两人，就是张芝和钟繇，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梁庾肩吾《书品》品评书家一百二十三人，以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为“上之上”，而“伯英以称圣居首”。

张芝的草书真迹在东晋的时候就已经很珍稀了。庾翼在给王羲之的信中就说到，“吾昔有伯英章草八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到唐朝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真迹。唐太宗《晋书·王羲之传赞》有曰：“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

《淳化阁帖》卷二载有张芝草书刻帖数篇，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认为，这些草书其实是唐朝草圣张旭写的，只有其中那篇章草《芝白》帖“差近古，亦疑先贤模仿也”。

近来我临习《淳化阁帖》上的草书，非常喜欢张芝的这几篇草书，虽然不是张芝真迹，感觉这样地道的草书让人可以学习的东西太丰富，而且基本染不上坏习气。《淳化阁帖》卷十前半部分的王献之草书也颇类之。一些东西成为典型，大多是基于我们的美好想象，而且我们所想象到的，又会比真实更完美。以前我曾说到书法是斯文典型，那么草书便可称作书法典型，而这想象中的张芝草书，又可称作草书典型了。——书斋旧主人识。

书法是斯文典型

吾友郑关耳兄说到，金庸《侠客行》的主人公目不识丁，但能从书法套路中悟出上乘武功，后来觉得，金庸说的那套，其实和公孙龙差不多，原来书法和文字是可以分开的。我却认为书法和文字是不可分的。

书法本身是独立的艺术。虽然，我国文化传统却是很在意书法所写的内容的，不仅仅是汉字字体书写的准确，也包括所书文字的含义及书体形式的应用场合，乃至书法家的人品。单独为书法而书法，始终不符合我国传统欣赏习惯。

书法作为艺术，终是斯文儒雅之事。可以说，书法是斯文典型。我感觉书法离文人更近，而与艺术家则距离远了一些。那些把书法联系上气功、武术、画符、表演等的江湖行为，就更是野路子了，与真正的书法艺术不能同日而语。

然而有些宣传媒体对此类新闻好像颇为钟爱。就像近来那自封世界华人艺术家协会主席的张克思，用所谓的“神州第一笔”写了“中华第一龙”，在古代只能算是流浪江湖卖艺的营生而已。还有那所谓的中国著名艺术家张强教授在国内外搞的行为书写，美其名曰“书法踪迹学”（traceology），拿毛笔在女人身体上即兴涂鸦，则基本上属于走出国门的骗子的行径。-书斋旧主人识。

张克思写的“中华第一龙”

张强《行墨巴黎》的招贴

书法只是杂艺

三代而上，教详于国；三代而下，教详于家。北朝颜之推（公元531—约595年）著《颜氏家训》二十篇。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明张璧《序》曰：“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盖序致至终篇，罔不折衷今古，会理道焉，是可范矣。”明张一桂《序》曰：“其识该，其辞微，其心危，其虑详，其称名小而其指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颜之推是复圣颜子的第三十五代孙。颜之推在《序致第一》上说：“吾家风教，素为整密。”为《汉书》作注的颜师古即是颜之推的孙子。唐朝书法家颜真卿是颜之推的第六代孙，撰文并书《颜氏家庙碑》，谈到颜氏的家学渊源，云：“北齐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平原太守、隋东宫学士讳之推，字介，著家训廿篇，冤魂志三卷，证俗音字五卷，文集卅卷，事具本传。”

《颜氏家训》之《杂艺篇第十九》中，把书法、绘画、射箭、卜筮、算术、琴瑟、博弈、投壶等归于一类，统称之为“杂艺”。对于书法，作者认为真草书迹，微须留意即可，“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世说新语》载，韦诞字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儿孙：“勿复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