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复粲鸣野山房：兼营书店，后世重光（上）韦力撰

上世纪50年代，目录版本学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儿。1958年1月，当时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也就是如今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册《鸣野山房书目》，可是刚发行几个月，就有人指出该书目的内容与名称完全不是一回事，为此出版社在当年的六月，就先后以油印和铅印的方式给此书加了一张“关于鸣野山房书目的说明”，该说明全文如下：

我社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出版清沈复粲编《鸣野山房书目》一种，系根据前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旧钞本加以整理付印。出版以后，发现这一书目的内容，完全与明末清初的山阴藏书家祁理孙的《奕庆藏书楼书目》相同。燕京所藏旧钞本题名《鸣野山房书目》，并完以沈复粲墓表等，实系张冠李戴，我社初未发现，以讹传讹，造成错误。但《奕庆藏书楼书目》亦从未刊印，仅北京图书馆藏有钞本。因此购有我社所印《鸣野山房书目》者，仍可作为《奕庆藏书楼书目》使用。特此声明，并向读者致歉。

这份说明首先指出该书目底本的来源，而后又得知这部旧钞本所著录的内容，跟澹生堂后人祁理孙的《奕庆藏书楼书目》完全相同，由此而确认这部《鸣野山房书目》乃是张冠李戴。按照出版界的惯例来说，新出之书犯如此大的错误，应该收回销毁，或者更正后重新出版，然而古典文学出版社却在该说明中解释称，这两部书目虽然名称不同，但内容却完全相同，更何况《奕庆藏书楼书目》也属于未刊稿本，因此购买者可以径直将书名做一下调换即可，完全没必要大费周章地退还或调换。

如声明所言，这部出版物的底本乃是藏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旧钞本，将钞本变为排印本当然要经过相应的整理，该书目为何人整理，出版物中未曾说明，然书前附有著名藏书家潘景郑先生的一篇序言，此序首先介绍了鸣野山房主人沈复粲的收藏情况：

山阴沈复粲字霞西，清乾隆、嘉庆间，隐于书肆。自壮至老，览博广搜。藏笈之富，著称越中。所辑《鸣野山房书画记》及《汇刻帖目》两种，著录多精品，今藏家得其一麟半爪，竞相矜秘，其《书画记》及《帖目》，虽未刊传，互相传钞，犹为艺林所重。生平撰述亦富，惜存者至尠。光绪间，上虞罗振玉氏访碑越中，晤其族裔锡卿，就访所著《越中金石广记》弗可得，仅见《帖目》而为之序，并录其遗著未刊、已刊者都三十二种附后。目中未及藏书簿录，是罗氏当日访书于其后人，亦未之见也。

潘景郑明确提到，沈复粲在藏书、撰述之余还开有书店，因为既藏且卖，使得沈复粲经眼宏富。看来鸣野山房除了藏书，还收藏字画及碑帖，为此沈复粲编撰了两部目录，因为目录中著录之品均极珍罕，故后世藏家凡是遇到两书著录之物，都会高看几眼。除此之外，沈复粲还有几十种著述，可见这位爱书人无论是藏书还是经营书，主要目的之一乃是为了写出相应的研究成果。

正因为如此，潘景郑在写此序前的二十多年，就謄录了一本。该序的落款是1957年7月，潘景郑抄录《鸣野山房书目》的时间大概在上世纪30年代。古典文学社出版《鸣野山房书目》用的是燕京大学所藏的旧钞本，而后请潘先生写了序言。潘先生因为曾经过录过该书目，所以对该目的认识较为深刻，比如他在序言中写道：“目依四部分类，中多罕传之本，著录只及明代，惜不识版刻，其于戏曲搜罗尤广，如所录《传奇全本》五百五十六种；《名剧汇》七十二本；《古今名剧选》五十六种，足称巨观。因疑祁氏澹生堂藏曲最富，复粲居同里闬，相距不及百年，或得诸澹堂散箧者。”

安静的水面

潘景郑认为，该书目内有不少罕传之本，其中重要者是许多大部头的古代戏曲类著作，也正因为如此，这让潘先生怀疑，沈复粲所得也许就是澹生堂旧藏，因为祁家和沈家都住在绍兴，有地理上的便利，而从时间角度来说，仅是几十年内的事情，所以潘先生猜测，鸣野山房的这些大部头著作很有可能就是澹生堂原藏之物。仅凭此论，就足以证明潘景郑的确是目录版本界的行家，因为他已经注意到了该书目中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见过《奕庆藏书楼书目》的缘故，所以也不清楚这本目录的原本名称。而祁理孙正是澹生堂之后，才会藏有那么多戏曲类著作。

其实，从沈复粲的实际收藏情况来看，他的确藏有澹生堂原藏之书。2008年第四期的《文献》季刊上载有潘建国先生所撰《沈复粲鸣野山房藏书考略》一文，详细考证了沈复粲藏书的来龙去脉，而文后还附录有他从《江苏第一图书馆覆校善本书目》《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和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等多个书目中辑出的鸣野山房旧藏之本，除去沈氏个人的著作之外，潘先生总计稽出七十余种鸣野山房旧藏，而所列第一种《易小传》就是明澹生堂钞本。

这部《易小传》现藏于上海图书馆，该书末附沈复粲手书题记一则：“是书徐氏通志堂有刊本，何义门云原本未详何自。《系词补注》后有绍兴己卯王之望后序，通志堂本未之载。案：《补注》附《小传》已见陈振孙《直斋书目解题》，而《四库全书总目》云已为久佚，盖流传实罕矣。此本系吾越前明祁氏澹生堂钞藏，开卷有‘澹生堂经籍记’、‘旷翁手识’诸印。嘉庆辛未得于四明许氏，许则得于谢山全氏，《鲒埼亭集》所跋者是也。祁氏藏书向为武林赵氏购去，而谢山又得于赵氏，于今二百余年，而转辗若是，一旦为吾所得，岂不厚幸欤？三月廿五日鸣野山房主人漫志。”

前方的古桥

由此跋可知：沈复粲对目录版本之学颇为熟悉，对于澹生堂书籍的流散过程也了解得十分清楚，因此他以能够得到澹生堂旧藏为幸。从这个角度来说，鸣野山房的确跟澹生堂有着密切关联，这也就难怪潘景郑先生误将《奕庆藏书楼书目》认为《鸣野山房书目》了。这正应了《红楼梦》第一回里的那个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正是这个美丽的误会，而使得鸣野山房引起了业界的更多关注。

关于沈复粲的简介及藏书情况，李玉安、黄正雨所撰《中国藏书家通典》称：“早年苦于家贫而不能从事于科举，遂隐于书肆。嗜书似命，肆力于经史百家。收藏书籍数万卷，尤爱收藏大儒、忠孝之卷帙，残文只字，惜如异珍。嗜金石，性好博览，搜罗颇多。家有藏书楼‘鸣野山房’，祁氏‘读书楼’所藏，有半数被其购去，章学诚氏遗书，因子孙不能守，部分归其所藏。家有4万册藏书，其中多罕秘之本。”

看来年轻时的沈复粲也曾是一位有志之士，想走科举之路，以此来建功立业，可惜家里经济并不好，所以只好开书肆谋生，边读边藏边卖。而《通典》中也明确提到，祁氏读书楼所藏近半归了鸣野山房，但是这段话并未点明这“祁氏”是祁家的哪一位，想来应该是祁理孙的藏书楼。但是《通典》却又把《奕庆藏书楼书目》中著录的戏曲典籍归在了沈复粲名下：“收藏戏曲为多，如《传奇全本》556种，《名剧汇》72种，《古今名剧选》56种；1958年上海古籍出版曾出版有《鸣野山房书目》，潘景郑校订，著录图书2000余种，一说是《奕庆藏书楼书目》的翻版。”

虽然说，这段话也点明了《鸣野山房书目》有可能就是《奕庆藏书楼书目》，但文中用了“一说”二字，也就是《通典》一书的两位作者虽然知道古典文学出版社发的那个更改声明，但他们还是认为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说不定这本出版物就是《鸣野山房书目》呢。整件事经过潘建国的层层推理，他找出了这两本书目形成讹误的原委及始末，最终潘建国明确地称：“细阅此书，内容与北大图书馆所藏燕京旧抄本完全相同，燕京旧抄本，当即据清华大学丰华堂藏本抄录而成。值得注意的是，丰华堂藏本之书首及各卷卷端，均未题书名，惟各册首页右下钤‘鸣野山房’（朱文方形）印，杨氏遂认为此乃沈复粲的藏书目录，而事实上它不过是沈氏鸣野山房所藏《奕庆藏书楼书目》抄本而已。此后，樊镇、燕京旧抄本、潘景郑及古典文学出版社均沿其误。”

走到了桥前

既然如此，那么燕京大学所藏的这部旧钞本是否有人故意造伪呢？潘建国进行一番分析，认为“将祁目‘伪造’成沈目，似于情理难通。”

且不论这部书目究竟属于哪一家，仅从藏书角度来说，沈复粲确实是他那个时代的名家，徐珂的《清稗类钞》中专有一节“沈复粲藏书”，其原文如下：“越中沈复粲隐于贾，博极群书，收藏甚富。有子名昉，字寄帆，李莼客侍御慈铭有《送寄帆作尉江江南》诗，云：尔翁江南沈麟士，穷老钞书八千纸。良田广斥收秘藏，手挈瑯嬛付孙子。”

看来后世都认为沈复粲虽然是一位书商，却博览群书，并且有着自己丰富的收藏。为此他的同乡李慈铭曾给沈复粲的儿子写了一首诗，诗中感叹沈复粲一生广泛地抄书，变卖田地也要收书，是一位真正的爱书人。

虽有这番夸赞，李慈铭却还在日记中多次贬斥沈复粲。由云龙所辑的《越缦堂读书记》中有李慈铭为沈复粲所辑《刘子全书遗编》写的跋语，跋的前半篇主要讲述了该书所收的具体内容，而后又说：“霞西搜寻至勤，亦可谓不遗余力，而忠介文以人重，虽片言只字，芒寒色正，自足流传，则其宝守之功，尤不可泯。”显然这段话是夸奖沈复粲为了使刘宗周的著作不被湮没，故在《刘子全书》之外，又收集到了大量与之相关的著述，而后汇编成书。

刘宗周名气极大，《刘子全书》也应当已把刘宗周的重要著作收录在案，那么沈复粲想在《全书》之外，搜集到更多的史料，肯定难度很大，所以李慈铭夸赞沈复粲，说他“搜寻至勤”，同时还夸了一句“可谓不遗余力”。

古桥上的台阶

如果李慈铭的评价到此为止，这显然是颇合逻辑的一种表述方式，但如果符合了正常逻辑，那就不符合李慈铭的处世姿态了，所以他在夸赞之后，又说出了如下一大段：“然其中如与族弟诸书，多琐屑家事；与祝开美诸书，覙缕方药，半无文字，此等皆必不可存。答张生考夫第二书，末附注张语，贬斥姚江，隐讥忠介，此即杨园畔师之实据，而一概载之，尤为无识。至忠介本不能诗，董氏编入全书者，已无一可观，今并其删弃之什，掇拾靡遗，弥为拙劣，《明史》忠介本传出于拙手，叙次芜涩，乃不能参互诸书，加以考订。蒋士铨所作像赞，俗气满纸，至以熊廷弼与魏忠贤并论，其所见盖不能及儿童，而概为栏入，是知别择之事不可不属之人也。其书校勘粗疏，误文夺字，层见叠出，又不逮全书远矣。”

李慈铭认为有很多内容不必收入《遗编》之中，虽然这些文本也确实跟刘宗周有关，但他觉得那些文本写得太差，比如他评价蒋士铨为刘宗周所作的像赞是“俗气满纸”。可是即便如此，不也是跟刘宗周有关的文献吗？难道《遗编》里只收好听话，凡是长相难看者都应排斥在外？作完这样的批评，李慈铭又会说沈复粲校勘的水平太差，所收内容有不少的错，比原《全书》差得远。

李慈铭为什么会对沈复粲有这么多的贬斥之语呢？这件事可由他写的另一篇跋语找到端倪。沈复粲辑过一部《诗巢香火证因》，李慈铭在该书的跋语中，劈头就骂该书编辑之差：“阅沈霞西所辑《诗巢香火证因》，始于唐之贺朝万齐融，终于国朝道光时，共五百人。纪其官位著述多误，体例亦甚错杂，盖仅据府志《越风》及《明诗综》等书，所见既隘，又不能考证，惟以钞撮了事，要不出书贾伎俩耳。”

延续了几百年的书香

李慈铭认为，此书中所收录人物虽然数量较多，然而所辑之人的官位及著述有不少的错误，而在编排体例上，李慈铭也不满意，认为沈复粲发生这样的错误，是因为见识太短，又缺乏考证之功，只是把历史资料汇编在一起了事。李慈铭接下来的一句话道出了天机：“要不出书贾伎俩耳。”说到底，李慈铭就是看不起书商，认定沈复粲编这样的书不过是为了卖钱，所以说，书商编书，在李慈铭眼中不过就是一种商人的狡侩。说到这里，李慈铭可能想起了他跟沈复粲的儿子沈寄凡是不错的朋友，所以他的话风连转都不转，又接着夸赞：“霞西寄凡之父也，颇以博学称越中，所著有《熙朝书家姓氏纂》二十一卷、《越中金石广记》八卷、《续别号录》十卷、《於越诗系》六十卷、《於越访碑录》一卷、《小云巢金石目》三卷、《砖文类聚》二卷、《汇刻帖目》四卷、《越帖》四卷、《笺纸小疏》十二卷、《刘子全书补遗》二十四卷、《沈氏古今人表》四卷、《霞西过眼录》八卷及《王门弟子渊原录》《徐文长遗事》《娥江诗辑》《大善寺志》《河东君事实》等书。”

原来，沈复粲有过这么多的著作，但好在李慈铭仅是以“博学”二字来作评定，没有说沈复粲的那些作品全都是书贾伎俩。其实，从后世的评价来看，沈复粲的著述颇得褒奖之语，比如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在《陈桥驿方志论集》中评价到沈复粲的两部著作，前一部为《霞西过眼录》，陈桥驿称该书藏于绍兴图书馆，为沈复粲的手稿，他引用了清宗稷辰在《沈霞西墓表》中的评语：“乾隆中，东南收缴禁书，吾越相戒无藏笥，士竞趋举子业，故科目盛而学术微，以其余力读古书者百不一二，独沈氏三昆隐于书肆，反得究心于学，三昆中其季子有志希古，因之得名，龙山九老所谓霞西翁名复粲者也。”

可见，大多数人为科考而读书之时，沈复粲却能为了学问而读书，他们兄弟三人虽然都开书店，但是在做学问方面，却受到了世人的夸赞。对于这段评语，陈桥驿给出的总结是：“从宗稷辰对沈氏治学的这段评价中，其稿本的价值就可以想见。”

《陈桥驿方志论集》中所收录的另一部沈复粲著作则是《山阴道上集》，这部手稿有三十四册之多，现藏于天津图书馆，内容收录了绍兴当地八百多位诗人的诗篇。对于这部手稿，陈桥驿给出的评语是：“其中不少诗人与诗篇为他书所不见。”仅凭沈复粲的辑佚之功就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文献，怎么能说他只是一种商业行为呢？更何况，是人就要吃饭，而沈复粲还不属于有钱有闲阶层，那么他边做学问，边以经营书店来养家糊口，这正如作者作文之后得到的稿酬，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厚非的。

如前所言，除了藏书之外，沈复粲的碑帖收藏也很丰富，这部分收藏也是为自己的撰述收集材料，为此他写出了一部《鸣野山房汇刻帖目》。金石大家罗振玉曾经得到了该目的清钞底本，而后写了篇序言，序言中首先讲述了法帖递传过程，可谓是法帖简史。罗振玉用高度凝炼的语言，一一点出了历代名帖之间的关系，而后他又写道：“光绪癸巳首夏，玉访碑越中，晤山阴沈君锡卿，锡卿为嘉道间隐君子霞西先生族曾孙，因就诸先生所著《越中金石广记》弗可得，得见《鸣野山房帖目》四卷，其书体例与《帖考》异其殊，而甄录精慎，则与《帖考》不异，有稗于考古者不鲜，其曰《鸣野山房帖目》者，盖就所藏弆者入录，非谓类帖之目者毕在是也。”

光绪十九年夏，罗振玉到绍兴访碑，见到了沈复粲的族曾孙沈锡卿。他在沈锡卿那里看到了这部清稿本的《鸣野山房汇刻帖目》，翻阅之后赞叹有加，这让沈锡卿有了将此出版的欲望，于是就请罗振玉写了这段跋语。罗振玉在金石拓片收藏方面眼界宏富，他能给出这样的赞语，足见沈复粲在这方面的研究确实很深入。

其实，只要提到沈复粲的历史，就可说明他的功力深厚。清代书法兼金石大家赵之谦，其金石学成就堪称近代第一人，然而赵之谦在《补寰宇访碑录·记》中明确地称：“之谦十七岁始为金石之学，山阴沈霞西布衣复粲第一导师也。”沈复粲竟然是赵之谦金石学的启蒙导师，这个头衔足以令人震憾。难怪罗振玉是那么看重沈复粲的金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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