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元璐《十七札》

倪元璐《十七札》的风格特征既有浓重的帖学趣味，又有碑学苍茫古拙之趣。《十七札》是倪元璐书作中尺牍代表，其风格险劲流畅、拙朴高雅，逸趣横生，与元明时盛行的妍媚书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倪元璐《十七札》书风的形成是晚明审美文化与碑学滥觞综合因素影响下的结果。

倪元璐传世作品有《舞鹤赋卷》《行书诗轴》《金山诗轴》等，著有《倪文贞集》。倪元璐的不少作品都呈现出了苍茫拙朴、凝重迟涩碑学书风的特征。而其《十七札》是有明人行书流便秀雅的尺牍作品，也是带有浓重的帖学趣味的手札作品。此尺牍既有王羲之的质趣、颜真卿的凝涩、苏东坡的厚重的帖学特征，又有苍茫古拙的六朝碑版的碑学气息。

倪元璐在颜真卿的碑帖中下过苦功夫，并得其凝重古拙的篆籀气。清吴德璇《初月楼论书随笔》评曰：“明人中学鲁公者，无过倪文公。”其书深得鲁公厚实劲健之笔意，而更为劲峭，结体趋于扁方，呈欹侧之势，以险寓正，风格奇倔刚毅，于明末自成一格。倪元璐《十七札》，有涩劲朴茂的风貌，其源出于帖学书法，又含有碑学的特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明人无不能行书者，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明人书写行书者虽多，但是风格平正无奇者甚多，而倪元璐书法带有明显的奇崛刚劲的特点。

《十七札》结字多抬高右角，竭尽倾斜交错，牵丝刚健有力，危绝救应之势。其用笔直落直收，斩钉截铁，笔画赋予篆隶笔意，凝重拙朴，不失刚劲畅达之感，其墨浓而厚笔画重而沉，方整中见婉遒，可窥篆、隶之意趣。《十七札》第十七札中：

“再示效劳不难也。既云：‘公启少亦须四人余，武老、王遂、老祁、世老皆可也，何如？’璐生再拜。”

墨色浓湿干枯交替，却又出现险劲中寓古拙的趣尚。如此,倪元璐《十七札》碑帖结合“下笔磊落无俗气”，高古奇崛，耐人寻味。超越了明代妍媚尚态的低俗之风，创造出极具强烈个性的书法，对清末民国初年的书风有较大的影响。

各个时期书法风貌的形成，与其时代的审美文化思想有较大的关系。“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都是有其审美文化思想渊源，晋人崇尚清谈老庄哲学，唐代因为科考而形成的法度，宋人因为文人执政的自我意识，元明复古而不得其实的思想都是其主要因素。而明中后期，一些尚奇尚巧的小说、杂剧、传奇对民间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明显增强了人们的“奇”趣，导致了人们的谈“奇”、论“奇”、尚“奇”的一种风尚。

在明代小说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被视为明代的“四大奇书”，“三言二拍”中的故事都充满了一种传奇色彩。在戏曲方面，贴近现实生活的晚明传奇作品，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在创作方法与题材上形成了一种传奇“气候”。嘉靖、隆庆以后，随着昆腔的流行，传奇创作也趋繁荣，涌现出众多作家和大量作品，其中，如《浣纱记》《鸣凤记》《梦境记》《精忠记》等，这些戏曲作品的创作方法崇尚奇趣。汤显祖在《合奇序》中这样说：

“天下文章所有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上天下地，来去古今可以屈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天所不如。”

这说明众小说家、戏曲家追新尚奇是明晚期的审美倾向，在这种社会语境下，此种尚奇尚巧，也影响到了书法，晚明书法从临摹到创作呈现了奇拙的风格倾向，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几乎都是在“颠覆传统”的基础上追求“奇异”的风貌。徐渭的旷达奔放，张瑞图的尖峭旷悍，黄道周的绵密遒媚，倪元璐的奇崛恣肆，王铎的拙朴奇伟，都表现出尚奇思想，这显然与晚明文化崇尚“奇”的风气有重大的关系。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倪元璐《十七札》奇崛凝重的风貌。《十七札》较明早中期复古色彩影响下的板刻做作的书风大不相同，其结构险劲潇洒，流畅滞涩，灵动凝重的诸多矛盾关系，在《十七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与明晚期戏曲家、小说家笔下的奇趣故事如出一辙。

晚明书风恰恰体现的就是阳刚、壮美、雄浑、古拙、奇伟、恣肆的风格特征。因此这与碑学中的古拙、大气、雄健相符，而与帖学中精微细腻相悖。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

“一曰魅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应该说碑学观念在晚明还未形成体系，笔法上也未达到完善与成熟，但事实上晚明书家尚奇的书法风貌与碑学特征相吻合，这也是清代不少书家大胆追求阳刚壮美书风的思想渊源。

倪元璐也是受这种思想影响，大胆追求“拙”“厚”“奇”的风格特征，形成了“奇崛恣肆”的独特风貌。倪元璐《十七札》便具备“拙”“厚”“奇”特点。《十七札》中的拙与巧两方面结合，但以拙为主。这一点恰与魏碑相似：

“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会邪，何其工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倪元璐《十七札》中就是拙厚中有异态，倪元璐凝涩激越的书风，时而呈现出笨拙之意趣，“始知学为汉魏”，这种“拙”是拙中藏巧并有异趣的一种风格趣尚。而《十七札》中的“厚”是在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基础上的风格特点。尤其把颜真卿厚中的篆籀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十七札》中的厚是气象的浑穆与雄浑，并追求“气”的浑厚与拙朴。《十七札》中的奇是倪元璐字体的精神面貌，也与晚明尚奇书风相一致，不同的是倪元璐结字中表现出的傲骨。诚然，“拙”“厚”“奇”也是碑学明显的风格特征，因此，倪元璐《十七札》也为清至民国书家提供了碑学思想范本的有力佐证。

从倪元璐《十七札》及其代表作来看，倪元璐书作中“拙”“厚”“奇”与其做人如出一辙。倪元璐为人清正刚廉，有忠义之气，气刚骨硬，倪对当时掌权魏忠贤无畏权势，并上奏皇帝为东林党人伸张正义，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京城，倪元璐闻之，以帛自缢身亡，以示忠心曰：“以死谢国，乃分内之事。死后勿葬，必暴我尸于外，聊表内心之哀痛。”倪元璐 《十七札》及其代表作中的“拙”“厚”“奇”与其为人的忠义、刚正、奇倔不是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