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倪元璐手札《致母亲书》

明 倪元璐 致母亲书 保利2017秋拍 成交价86.25万元 尺寸 27×23cm

作品鉴赏

在通讯手段极为有限的古代，分处异地的亲朋好友，彼此间若要互通消息，大多藉由书信往来，所谓“见字如面”。 碰上兵荒马乱的战乱年代，一封饱含亲情带来平安消息的家书，则更显珍贵。杜甫名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说的一点都不为过。

倪元璐亲笔家书一纸，区别于常见的倪书条幅行草奇崛刚毅风格，让我们看到了倪元璐书风的另一面。此作行楷小字，极为珍罕。凡10列，计173字，因为是写给母亲，所以格外恭谨细致，每列右侧还有墨笔圆圈，加以句读，似为方便母亲阅读的贴心所为。其恭敬孝顺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倪元璐父亲倪涷，原配曹氏，无子，后娶施氏，直到43岁才生下长子元璐，十分钟爱，所以取名“鸿宝”。倪元璐5岁随嫡母曹氏颂习诗歌，12岁时，嫡母曹氏卒，生母施氏则享长年。

明 倪元璐 致母亲书 局部

倪元璐对母亲极为孝顺。为举人时，元璐先娶万历间吏部尚书陈有年之女为妻。陈氏以其家贵显遇于倪家，失礼于倪母，元璐奉母命出陈氏于外，然乡试录已载其娶妻陈氏。又继娶王氏后始成进士，故会试录则娶陈、娶王并载。而崇祯九年（1636）三月，首辅温体仁唆使诚意伯刘孔昭以会试录陈、王并载为据，疏劾倪元璐原妻尚在而以妾冒妻领封，遂致落职闲住，这亦是其被罢归的由来。倪元璐为官期间，一共写过七次“乞归省疏”，其中提到最重要的理由即是照顾自己年老的母亲，尽到“纯孝”之道。黄道周在崇祯十六年（1643）的上奏中提到“七不如”中说“至情奇情，无愧纯孝，不如倪元璐”。 其“纯孝”可谓当时的典范。乞归未准，还屡作诗寄念母之情。

信中言“媳妇于七月初一日到矣”，“若得乘此脱身归养”，可知其时尚未离任，当在崇祯九年（1636）“七月一日，诏下去职，冠带闲住”之前。“会鼎夫妇”之会鼎为元璐长子，生于天启元年（1621），故宫博物院藏有倪元璐《致倪献汝尺牍》四通，其一作于1633年二月望日，言“近习焦氏易卜，曾为母亲卜寿，得家人之屯，其辞云：娶于姜吕，驾迎新妇。少齐在门，夫子欢喜。此名言自会鼎以至会召娶妇生子之事”，对年仅十三岁的会鼎娶妻事已虑及。若按照“明洪武令：男十六，女十四”的结婚年龄来推算，其成婚应在1636年前后，则此家书作于1635年七月十九日的可能性较大。

无锡博物院藏有倪元璐《家书》卷（参考图），为国家一级文物，无年款，经考证作于崇祯四年（1631）十月初九日，内容为母亲和继妻王氏请封获准之事，与此札比较，其书法风格、纸张大小、材质，均较一致，正可互为参照。元璐为臣忠烈，为子纯孝，故能流芳百世，其书迹尤受人珍重。此封写给母亲的家书，独具一格，流传到今，如有神庇，正可宝玩。

明 倪元璐 致母亲书 局部

倪元璐（1593—1644），字汝玉，一作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今绍兴市上虞区）人，明末官员、书法家。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官至户、礼两部尚书，书、画俱工。倪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最得王右军、颜鲁公和苏东坡三人翰墨之助， 用笔锋棱四露中见苍浑，并时杂有渴笔与浓墨相映成趣，结字奇侧多变，书风奇伟，后人对他有“笔奇、字奇、格奇”之“三奇”，“势足、意足、韵足”之“三足”的称誉。他突破了明末柔媚的书风，创造了具有强烈个性的书法，与黄道周、王铎鼎足而立，并称“明末书坛三株树”，又与王铎、傅山、黄道周、张瑞图并称“晚明五大家”，成为明末书风的代表。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陷京师，元璐自缢殉节，卒年五十二。弘光时，追赠少保、吏部尚书，谥文正，清廷赐谥文贞。著有《倪文贞集》。

释文：男元璐禀上母亲。男自甚安。媳妇于七月初一日到矣，上下大小，亦俱平安，皆母亲之庇。男只是衙门事体，干系重大，未免焦心。幸皇上圣眷，尚未衰减，若得乘此脱身归养，便是全福耳。因忙甚，半个月不曾作家书，知母亲必多挂念也。男不能孝顺，会鼎夫妇，一发不如男夫妇了，不知把母亲如何冻馁，思之泪下。八月初头，即差人归寿母亲，一切俱于后书详悉。七月十九日，男元璐百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