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书法三杰蔡邕张芝钟繇——张芝

张芝，字伯英 ,系东汉时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 192 年 ，张芝的籍贯 ，敦煌郡渊泉人，世称“草圣”；本文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试图还原“草书”是怎样经过张芝之手形成风格化草书，必须要知道当时社会状况做一个大概的判断，才能更好了解张芝是怎样推动书法发展！

一、张芝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

两汉时期的士人尽忠于朝廷为最高理想品格，他们反对宦官外戚专权，维护刘姓皇室，一心一意为儒家道统和大一统的朝廷操碎了心。但到了东汉末期，这个他们一心维护的政权，已经完全腐败即将坠落，所以他们得到的只能是失望和付出生命的代价。此后，“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出生在官宦世家的张芝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道家玄学对书法的影响及意义

金观涛先生曾言:“整个中国艺术都是思想史的一部分。”道家的政治主张、主导思想、美学观念等都对传统的书法和绘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要体现在创作时的传神和气韵、自然稚拙的表达上。

在《老子》中，可见“道”的阴阳两性对立的统一关系。阴阳协调构成“道”的原则。《老子·四十五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这里的拙和讷都要强于巧和辩。老子在这里也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欲拙必须先要经过练习熟练的过程，在由巧探寻本质创造变形组合成新的状态，而这种新的状态不完善不精巧就是拙的形象；拿汉简来说，依照今天的审美汉简里所有的字形态是稚拙的，因为在篆书中延伸创造出来的新的形象，处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未来的字形到底是什么样子，汉代早期的古人也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技巧得到不断的锤炼，汉代晚期隶书就变得精巧很多。巧和辩是由生及熟的事物发展中的过程,拙、讷才是事物发展的最终阶段（由旧生新的形象都是不完善的)。正如辩证法中的第二条基本规律“质量互变规律”一样，只有达到了一定的量（篆书的发展量到达一定时期，不符合社会的快速发展），才能引发质变（符合社会发展易于处理大量的文件信息，汉简的出现）。巧辩为量,拙讷为质。

2道家美学观点对书法的影响

老子《道德经》第二章中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指明了凡事物极必反的道理。拿书法来说，天下人都认为二王书法是美的好的，人人都学成王体，就是一个极端成为流俗，这时候有个人学汉简、写米芾或碑帖就是另一种质朴的美。用这个思维来看这个时代所有人以稚拙为美时，是不是也变成了俗！因此老子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喜欢说美丽动听的言语并不真实,反而是坏毛病。唯有不加雕饰的真言才最美丽,才最真实，反之亦然。老子的迷弟庄子把道家发扬光大:“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繁华似锦、热闹异常，终归有衰败的时期，而朴素美却是内敛恒久的，美人也有迟暮顺从自然；放在书法上，笔画模拟自然物象，尽量学习古隶书和篆书的方法思维，了解当时的社会情景，才能高古朴素，而不是照搬它们的字形，用古隶书的思维来写今天现代的简体文字，同样也是稚拙！

蔡邕是“书圣”工羲之最为推崇的宗师,蔡邕亦称“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生,阴阳生焉。阴阳既出,形式出矣”!又曰：“书者,散也。欲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蔡邕前文已经分析过不再赘述。

二、社会物质发展推动了草书的演变

1、纸成批量的产出

张怀瓘《书断》云:“汉兴用纸代简, 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在汉朝时但不知道具体年代就已经出现纸，但产量低效果差，很难达到实际效用；直到汉和帝时蔡伦进行了改良重新精加工，才可以正常的书写。

纸在社会上逐渐被普遍应用, 是因为它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对绢帛来说, 它的价钱比较便宜;对简牍来说, 它又比较轻便。 纸张之前,无论古文、篆、隶、钟鼎铭文, 皆是点画刻字, 板正规矩,这是因为在狭窄而坚硬的平面上书写受到限制，并且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在庄重的场合使用记录；尤其是汉简比筷子略宽，今天我们来看汉简上的文字体势笔画连笔较为怪异不够舒畅，很大的原因是材料质地的问题。

纸张应用于书写之后促进了行、草书的发展, 书家可在洁白平滑而又柔软受墨的纸张上任性而随意点抹, 扬洒无度。虽然汉末时期纸张的产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大部分人还在使用竹简、绢帛，对于世家的张芝来说能够正常使用纸张书写；平民百姓使用纸张练字还是一种奢望，所以在物质方面张芝得天独厚具有充足的资源。

甘肃额济纳河沿岸烽燧

张家山前汉简

上图1是1941年秋史学家劳干、石璋在甘肃额济纳河沿岸烽燧发现了有文字的古纸，年代为公元前89——86年，相对应的朝代应该是汉武帝晚年时期，现存在台湾。其上面的文字处在隶楷之间，和同时期张家山前汉简类似，有几个明晰的特征；1、“口”的折笔出现，2、波磔的逐步减少，3、撇尖、类似点画的出现，在汉简上还有类似行书的连带，如“善”。有学者认为，从东汉开始书法名家开始增多了，与便于携带的东汉纸有极大的关系，为书法的发展和书法家的字体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

纸张改变了书写习惯，也是书法开始变革的时代，在纸张上书写可以突破简牍左右两边局限，同时字体狭小局促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修长疏朗的身形更加美观。纸张生产工艺的不断提升，产量不断提高，也为书法家在创新上带来了更多的变化；1、是字形变大了，筷子大小的简只能写蝇头小字，因为不敢写大，会增加竹简的数量和重量；2、上下字形连绵形成独特的美学效果，不再受字数的限制，一行可以写两三个字连绵的状态；3、墨色由浓及枯的变化，带来了无穷的幻化效果，“萧散”特指墨色的最高审美特征。（简纸更迭对书写变革的推动 李以超）

2、毛笔制作工艺

信阳笔

兔毫硬笔书写风格

1957年河南省信阳地区长台关1号墓里出土一支毛笔，直径9厘米，为竹制品，毫头用细绳系于杆端，宽为2.5厘米，通体长23.4米厘米，出土时，笔仍插在竹管内。经检测此笔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

自古以来毛笔都可分为官家用笔和民间用笔。像兔毫这种昂贵的材料多少年后民间还是用不起，官家用笔讲求写得精致。从当时留下的字迹来看，笔难以下按，只能书写很细的线条，民间只求能看得清就好。

古人最早开发是较硬的兔毫，因为受篆书的影响且容易控制，早期文字书写不需要按所呈现出的撇和捺、点。1975年，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毛笔发现外批黄褐色狼毫，笔芯为紫黑色兔毫，也就是说从汉代开始就出现了披柱法，古人就试着用两种不同的毛发来制作毛笔，一直流传到现在。随着兔毫比例的下降，软性毛料的加入使得笔的弹性下降，毛笔制作工艺的提高，从笔毫不能按下到可以下按的更深，这就意味着线条就可以有更多的变化，短撇和蚕头燕尾的橫画就应运而生，为隶书的发展成熟提供了物质的基础。

纸与毛笔工艺的完善为书体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但是有没有想过纸是软的，不像竹简木简拿在手上书写，把纸铺开如何舒服的不急不慢的书写是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3、家具的流行

春秋战国两汉时期，人们的生活习惯是坐或跪于地上，所以这个时期的家具设计得较为低

古代家具

胡床

案

矮，以几和案为主。到了汉代，对西域的频繁交流渐深经常派人出使西域各国，这个时候胡床传入中国。胡床，是一种形如马扎的坐具。人们从席地而坐慢慢的变成了垂足而坐，长时间坐地上，人们容易着凉或者腿麻，不如坐在凳子上舒服。所以胡床越来越受人们的喜爱，得到了很大的推广。尤其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民族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大融合，北方少数民族把当地高型家具带入中原,从而逐步改善了中原地区汉民族席地而坐的生活、学习、工作习惯；由于纸张的出现，一手执简一手执笔肘腕悬空书写的状况被改变，纸是柔软的特质必须铺在案几上才能正常稳定的书写，长时间跪在地上工作学习，不如坐在凳上伏案书写。

伏案书写人的身心较为放松，精神集中在字形外观上的形式美和规范，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到了东汉时期，文字逐渐由实用性开辟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审美，如字形的大小、欹侧、连带及通篇章法。

书写的方式改变让字形变大，比在竹简上的文字略大，所以执笔可能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早期的执笔如同我们现在用硬笔执笔法，蝇头小字再按照我们正常拿毛笔的方法，就不在合适，就如同我们用硬笔写大字就很难，因为写小字握笔的手指离笔尖近才能写，写大字笔尖与手指要有一定的距离，尤其写榜书捏到笔根处。（论汉末魏晋楷书发展孕育的物质基础 瓮子杰）

二、社会书写风气“匆匆不暇草书”

出自《四体书势》卫恒的一段文字，借张芝之口说明草书的书写状况：“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 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

“匆匆不暇草书”世人有多种解释，有的人说时间来不及了赶紧快写的意思，也有的人解释时间匆忙没有时间写草书（这类人对书法有一定了解，不认为书法就是快写，草书和楷书的速度差不多，略快些）；前者是从文字的实用性考虑的，草书应当快些适应生活节奏，而后者是从艺术的审美角度来考虑，快而不乱制定规矩“下笔必以楷则”来重新审视草书！不论是哪种理解都说明了当时张芝所处的社会环境草书现象风靡一时；不仅仅是东汉流行草书，整个汉王朝在隶书的基础上延伸出快写的文字，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求“云适迫遽，故不及草”

我将从居延汉简、楼兰残纸、敦煌遗书这三个方面来论述当时人们在应对生活记录办公中对文字从简从速的需求，时间跨度从西汉武帝太初三年到东晋时期，大概400多年时间，期间涵盖了张芝书法活动；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文字的演变在这400年间极为关键，二、张芝对西汉时的简写快写做了总结，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三、东晋时期民间书法既有继承西汉时期的文字特征又将要脱离隶态且离张芝较近，侧面的反映张芝时期其他人文字书写风格。

1、居延汉简

出土地点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发掘出1万余枚汉代简牍学术界称为“居延旧简”。简牍形态各异,较重要的有简、牍、觚(gǔ)三种，简牍文字因内容有异,称谓各有不同：军事文书谓之“檄”；告示称“榜”；将信写于木版,然后再加一版叫作“检”；在检上写寄信人和收信人姓名、地址，叫作“署”；两版合好捆扎,在打结处涂上粘土，盖上阴文印章，在粘土上出现凸起的字，称为“封”，使用的粘土叫“封泥”。（居延汉简和张掖的关系与汉代西部书法之演变 张玉林）

发现最早的简牍是西汉武帝太初三年，早期的汉朝文字沿袭秦朝篆隶，官方文字是小篆，办公处理繁忙政务仍以隶书为主，此时的隶书篆隶结构，古隶最早发源于战国后期，到了西汉中晚期从秦隶到汉隶的转变。

这批汉简中属于军事文书，字形从简书写速度较快且又易于辨认，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境。

隶书起笔多是逆锋,逆锋侧锋随点画呼应自然生发,起笔露锋,转折之处方折变为圆转,这些都是章草书的用笔。在章法上字字独立、不拘大小,极少连绵。章草在居延汉简中大量应用直到东汉成熟，被社会上所有读书人所痴迷成为一种时尚。

张芝肯定也是当中喜欢章草书的一员，和其他读书人不同的是对章草总结和调整，对未来书法的发展观有独特的见解，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书法风格。这堆书简中也出现了行书、楷书笔法的简牍,说明张芝的书法改革左右逢源,虽然行书、草书处在萌芽状态，也吸收到自己的笔法中。

居延汉简的书法特点如下：

（1）.”粗豪率意”稚拙洒脱不受既定的书写规矩束缚

“粗豪率意源于三个方面,即地域、时代、人格。以地域而言,居延书法艺术的创造者,常年累月担荷戍边的重任,在月黑风高、金戈铁马的环境中,有时醉卧沙场,但更多的却是血雨腥风。”(居延汉简书法艺术散论 赵思有)

特定的社会环境、人群、地域造就了居延汉简书法特点，突破既有的篆隶规则，完全以从简的思想贯穿到底，试想烽火连起事态紧急谁还想文字的审美，笔顺笔画是否正确，如何简单顺手易于辨认就是最好的。

（2）顺其自然的线条

透过文字的构造发现基础的线条没有篆书的精雕细刻，也没有后期隶书繁复的波势，每根线条任其自然流淌在木简上，刀砍斧斫之势逼人，少了刻意为之的雕琢感，因此居延汉简的书法文字是书法的大变革，这是当时书写者没有想到的！

2、楼兰残纸

楼兰文书的大概年间确定在曹魏至西晋、前凉时期，也有说在残纸中发现最早的年号西晋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而张芝是卒于公元192，去世之后73年西晋建立，与张芝年代较近。而此时的文字风格正在向楷、行、今草方向演变；少了居延汉简的铁血凌厉，多了些英气勃发；虽然还有些许隶味，正是文字渐进演化的规律。谁也无法判断未来的文字书写是什么形态，只有在原有的基础上删减补丁，才符合自然规律。

楼兰文书间接的佐证了张芝的书法特点，点画（居延汉简的点像短撇，又像短斜横）、撇、捺的成熟，横波势的省减、转折方笔的大量使用等等，虽然有以上的优点，但还是民间的率性而为，没有经过大量的总结整理蜕变，略显稚嫩，还不具有真正的书法意义。

3、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的年代上起东汉，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其中年代最早者为公元405年（西凉建初元年）所写《十诵比丘戒本》。

“书法的演进自然有其自身的规律, 但与佛教的传播又有着一定的互动 :佛教的传播 借助了书法, 而书法在助佛教传播的过程中也得以促动。”(关于敦煌遗书的书法化趋向 李春远 )在在佛教兴起之后,敦煌较长时间保持着一种书法优势

早期敦煌遗书处在隶楷之间，是民间隶书转向繁体楷书的过渡性字体；虽然，钟繇在曹魏时期已经把繁体楷书基本形态确定了下来，并且得到上层阶级的肯定，并没有推广到民间。所以民间写手还处在探索阶段，具体表现在横划起笔皆为由细至粗,有明显的挑势,末笔一捺,保留隶书的重按,但又摆脱了隶书拘谨的分张之态,字型略扁,每字皆有一重顿之笔划,显得稳健,富有节奏。

敦煌遗书以民间书写为主的表现形式,流露出淳朴消散的自然美感。写经作为一种职业, 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在特定的地区和范围内,逐步形成，发展和延续着。敦煌卷子的书写者主要有民间的“写经生”或“写经手”、政府雇用的“官经生”、部分僧侣及一般的读书人 。中国佛教书法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也出现两个高峰，中国书法发展史相应。

作为底层职业的 “写经手”首先面临的生存问题，如何提高书写效率同时又具有竞争力是底层劳动人民的思维，在此基础上实用性的字体才是他们选择的方向；面临大量的经卷，既定的时间要求，为了完成任务自然而然的对字体字形改造，人的本能反应；篆书距离他们时间久远，受教育的程度有限，肯定排除在外；往往会选择他们常用且熟悉的书风，楼兰文书风格从简从速，但是过于追求速度简略就显得不够庄重，不符合经书抄写；但是隶书部分笔画矫揉造作，虽说比篆书简单，和楼兰文书相比在书写时还是费时间。所以改造隶书对于这群“写经手”来说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这种改造符合现实的实用性，改造出来的字体无人识的，等于是砸自己的饭碗；渐进性的尝试，把楼兰文书没有波势的横画、转折、撇捺、点带入到经书中，需要一定的时间验证调整，这就是早期“写经手”所采用的基本书风体式，甚至延续了很长的 一段时间，当然无法和受教育成度高资源丰富的一流书家相比，“写经手”这种风格也就是当时民间的俗书。

环境资源优越，文化水平造诣高出一般“写经手”的张芝看到了官书和俗书本质区别，既没有对俗体嗤之以鼻，也没有对官书摈弃不顾，而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字的变化，顺应时代的潮流不当固执不化的腐儒！

楼兰文书、敦煌早期遗书在结体构造上有以下特征：

（1）文字形态多样化

众所周知篆书纵势隶书横势较为固定和单一化，楼兰文书打破二者壁垒，相互兼容之外又延伸多种形态，可以看作是人天性的解放。

敦煌 十诵比丘戒本

楼兰残纸

楼兰 高

楼兰 颜

（1）开合对比极其夸张

固定的审美评价思维端正就是好看，而我们观察残纸中的文字却惊奇的发现结构大开大合；如“高”“颜”，审美观念的转变，崇尚自然、活波、自由，可是篆籒笔法线条依然没有变，得出汉末魏晋时期的古人在书法改革时并非就是变，基础的审美标准仍然保留了下来，只有形态发生了改变，更容易辨认和利于传播。

（3）左高右低、左低右高、大小错落

篆书、隶书高低大小不是太明显，对字形大小控制的极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说的就是这类字形。也只有在特定的庄严场合才会使用篆书、隶书，平时日常记录文案绝不可能使用这样的字形体，因此楼兰文书、敦煌部分残纸正是起到这样的作用。也许是当时记录者“草草”戏作，放散了文字的外形，却造就了意想不到的美学效果；因此高低大小错落的审美认知在这时约定俗成。

（2）穿插、欹侧

喜欢行、草书法爱好者主要就是对文字的穿插欹侧着迷，笔画之间的穿插、避让和欹侧让静态的文字展现出无穷的动态意味。平衡稳定是美，同样不稳定更是一种醉人的美；古人

附

赵

楼兰 李柏文书

楼兰 李柏文书

发现新的美学观念，打破传统稳定的审美理念从西汉居延简始到东汉末张芝终，共500年时探索整理，而张芝的书法起到承上启下的功绩，到魏晋时期发展成熟形成系统！

二、张芝是“草圣”也是芸芸众生的人

通过前文对张芝的时代背景做了分析研究，从社会思想的转变、书法物质资源如纸、笔、家具和书法风气这几个方面得出结论如下：

1、张芝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

2、张芝具有海量的社会物质资源；轻便的纸张、轻易获得当时社会上最好的毛笔、以及舒适的环境，等于有了学术研究的物质基础和独立意志，张芝跟随崔瑗、杜度学习章草，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自己的老师。

华人德先生认为张芝创作今草,是完全有可能的。他指出 :“章草过度为今草,不是完全新创了一种字体,很大程度上只是风格的转变,章草只有再放纵连绵,就成今草。张芝所处的东汉末期,客观上已具备了今草产生的条件,通过他的主观努力,创作出今草,应该是合乎事实的。”

3、历史的量变转化为质变

当时社会上大量的使用章草、隶楷形象的文字，张芝之前的居延汉简、之后的楼兰、敦煌遗书可以佐证；官书是篆隶不常用，章草隶楷民间多用，张芝之后的楼兰李柏文书中隶书的笔画结体已经不见了!说明社会环境的书写意识形态在章草的基础上又开始转变了，对行草、繁体楷书有了正确的认识，不在迷恋篆隶祖宗的书法有多么的精巧！转而全民研究草法和楷法。那么，张芝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千万人当中唯有张芝草书水平最高，余下的全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4、张芝《冠军帖》、《八月帖》简析

冠军帖

八月帖

《八月帖》名为章草，但和居延汉简的章草区别太大了，简直就是两种字形，居延汉简就是隶书的快写和简略；《八》以现在的眼光更像是繁体楷书草写引入隶法，确切的说是张芝对章草进行了重新调整，去掉横的波势，减少弧线，大量的使用转折处的方笔、点、撇，规范了竖弯钩、横折弯钩，这些笔画都交代的非常清楚，没有一笔含混不清，草法“下笔必以楷则”的集中体现，也是草书的标准；如果《八月帖》是张芝的过渡性作品，那么《冠军贴》洗尽铅华，回归本真，既没有篆体的结构繁琐，又彻底的脱去隶书的皮囊，在当时人皆章草、隶书的社会环境中令人耳目一新，惊叹书法文字还能这样书写！都纷纷效仿学习“崔、杜”和张芝的书法形态；继张芝之后，草书从“临事从易”、“赴急速尔”变成了“反难而迟”的艺术效果，居延汉简就是赴急从易，《冠军贴》既“难”又“迟”。

“反难而迟”出自东汉灵帝光和年间著名的辞赋家赵壹《非草书》，看出了“草书”的本质，“赴急”就是平常速记性的文字，不在乎章法、结构、笔法，自个能认识就行，就像现在的我们写潦草的字；可是，经过张芝这么一改造，草书变得又难写还又慢，赵壹觉得草书不够实用，没有必要那么多的人花精力去学草书。《冠军帖》难写多数人同意，但是“慢”很多人就不理解了，明明看起来速度快嘛！“快慢”主要是和谁比较，和篆隶比是快，与潦草比显然是慢的多；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草书难在“工整”，连笔多、简省、结体夸张都不是关键，关键是笔画要清晰、干脆利索，点、横、竖、撇、捺、折、勾一样不少不含糊，这样一来写草书等于楷书，比楷书快在于简化而带来的连笔，所以与平时潦草的字形相比速度是慢了许多；还有一层意思是草书学习起来很慢，需要花费些年月才能掌握其中技法，花了时间精力却又没有实际效用，赵壹反对的不是草书而是太多的人花太多的精力时间去学无实际用处的草书；

总体上草书的宗旨是“删难省烦”，把繁琐的笔画简化，去掉过度复杂的结体和装饰性的笔画，追求简洁的审美理念；注重上下连笔，两字连三字连是勇敢的尝试，“连”就有了整体章法，不再是笔笔独立毫无映带关系；连笔是快慢速度的交换处，笔画若想工整必须要慢写，起收笔不能省，笔画结束处无论向上还是向下运动、亦或是左右连带，在不起笔的情况下，此时，要快写不能慢写，否则就不够爽快、给人拖沓之嫌。

“一笔书”是后人对张芝的艺术风格上评价，看《冠军帖》的连笔多认为笔没有断；其实是一种误解，也有断笔，而是两字连或是三字连后暂时的停顿，随后接着再连，连在断处生，相互依存对立不可缺少，通篇连笔牵丝太多，给人杂乱不透气，因此断笔必须要存在；与粗细、润枯、大小、正欹、方圆相同的道理。

五、张芝的书法贡献

《八月帖》、《冠军帖》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1800年前的东西至今看起来任然现代感十足，审美核心理念、笔法技巧从未过时，成为经典的书法教育的范本。

由于张芝发展了文字新的书写形态“草形”，成为当时流行的写法，让世人纷纷效仿无限仰慕，所以门生众多；汉末魏晋期间书法家多出张芝门下，通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随晋室东渡渗透南派，北边通过索靖、卫瓘把张芝书法发扬光大。

张芝其后的繁体楷书大家钟繇（史书记载的第一位楷书名家），虽然没有史料证明和张芝有师承关系，可以通过笔画看出可能是受了张芝书风的影响；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主要的书写形态是隶书章草，然后根据人的书写习惯，就算隶书产生了变形，但整个基调任然是隶态；反观钟繇的书法作品却是中国用了1000多年繁体楷书，和张芝的草书一样没有隶形，说明继承了张芝的审美思想。如果结论成立的话，那么张芝的草书影响到繁体楷书，二者相互影响，草书形态的出现加速了楷书的成长，由钟繇整理成系统。

确定了草书标准的教育意义

时至今日，学习书法始终绕不开张芝，王羲之云 :“顷寻诸名书 ,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站在王羲之处在的社会环境来看，虽然写书法的人很多，比如张芝的弟弟张昶、索靖、卫瓘、卫夫人包括王氏家族的善书的人伯父王导、长子王玄之、次子王凝之等七个儿子俱善书法，堂兄弟王恰、王荟以及王恰之子王珣（《伯远帖》王氏存世的唯一真迹），这些人的书法在王羲之的眼里都没有张芝、钟繇的书法好，也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主流观念，那么学习钟张也是普遍的行为。

西晋时，敦煌人索靖(张芝姊之孙) 曾为尚书郎，与尚书令卫瓘俱善草书，皆学张芝，时人号为“一台二妙”，论者谓:“瓘得伯英筋 ,靖得伯英肉”；索靖是张芝姐姐的孙子，出生于累世官宦之家，曾官尚书郎、雁门和酒泉太守、左卫将军。书法作品有《月仪帖》、《出师颂》等。书法学张芝，又有自己的风格，当时有谓：精熟至极，索靖不及张芝；而妙有余姿，则张芝不及索靖。卫瓘也是出生于官宦之家，年仅20岁时做到了曹魏的尚书郎，参加过讨伐蜀汉，扫平边患离间了北方部族，为朝廷解决了边害。卫瓘、索靖共同学的是张芝，但是风格却是各异，卫瓘自称“我得伯英之筋，（卫）恒得其骨，（索）靖得其肉”；时议认为：“放手流变过索靖，而法则不如之”，张怀瓘《书断》卷中列卫瓘章草为神品。共同的老师，学生的书法发展成就各异，都从老师的书法教育中品味出自己的见解，书写出自己的特点，可谓是成功的书法老师。

南朝宋虞龢《论书表》云 :“洎乎汉魏 ,钟张擅美, 晋末二王称英”文中谈到“古质、今妍”辩论问题，张芝钟繇书法属于古质，二王属于妍妙，喜欢漂亮的形体是“人之情也”——人之常情，不论是“质”还是“妍”都是“会美俱深”的好书法，没有优劣之分。虞龢认为钟张二王都会成为“古之独绝”、“百代楷式”，历史证明虞龢的预言结论是对的，后世的著名书法家都是师从钟张二王，世人不断重复的争论“质”好还是“妍”更好的门派之见。

唐孙过庭《书谱》云 :“夫自古擅书者 ,汉魏有钟、张之绝 ,晋末称二王之妙”。孙过庭深学二王笔法，在二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扬、创新。宋代王诜说：“虔礼草书专学二王”，米芾：“······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可见历代名家对孙过庭的书法是持肯定态度，并非在技法字形上照搬二王，而是继承了他们审美理念，孙过庭也知道二王的书法和钟繇张芝是一脉相承。虽然，二王和钟繇张芝有妍、质的风格区别，但是审美意识、审美态度是一致的；王羲之少年时期学的卫夫人钟繇一脉楷书风格，渡江遍游山川大泽，看碑帖刻石，如李斯、曹喜，见蔡邕《石经》、从兄王恰处见张芝弟张昶《华岳碑》，增加了知识的储存量，开始能够辨别好坏，跟着叔父王廙(yì)学习楷、行、草等，“遂改本师”往前看的话应该是张芝、钟繇和王廙。王羲之学成之后，很自然的与钟张相比较，得出结论“抗行、雁行”，感觉很满意！孙过庭学习二王究其本源也是学习钟张。

南宋姜夔的《续书谱》写到：“大凡学草书，先当取法张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南宋文学家、音乐家，擅长书法，词非常有名，有词中之圣美誉，与辛弃疾分鼎南宋词坛。自魏晋以来，姜夔是书法理论集大成者，系统的研究了中国以往的书法理论，全面的介绍了书法现状。如《绛帖平》论述评点历代书家的作品，都有中肯精妙的论述；《禊帖源流考》专论《兰亭序》多种版本来源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禊帖偏旁考》专论《兰亭序》技法问题，从偏旁、笔画、笔势研究《兰亭序》的字形。所以，姜夔的书法主要取法魏晋古风，自称在悟帖中，看到张芝《秋凉帖》、钟繇《宣示帖》、皇象《文武帖》、王廙小字二表等书法水平都在王羲之之上，可以说对二王书法了解的最为全面和中肯，虽学二王但也追根溯源，直逼源头钟张。

康有为亦称：“间及行草……姜尧章最称张芝、索靖、皇象章草……因力学之”；又曰：“学草书……择张芝、索靖、皇象之章草……致足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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