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晋朝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颠峰-好字无忧

晋朝是书法艺术发展的一个颠峰期，艺术成就相当高，这是因为晋朝人离汉魏不远，有大量流传下来的墨迹可供他们临摹学习，师承上又是家族亲友间相传，如韦诞将书法传授给卫觊，卫觊传给卫恒和卫夫人，卫恒和卫夫人传给卫的中表，也就是书圣王羲之的父亲王旷，王旷传给王羲之，王羲之传给王献之，王献之则传给了羊欣……他们都是口传手授，平时耳濡目染，转益多师又勤于用功，自然也就容易有所成就，加上几种书体到了晋代都已相当成熟，他们又都是精通这几种书体的名家高手，因而也容易融会贯通而自成一体。

再有晋代的人“丰神疏逸，姿致萧朗，崇尚清谈，专心艺事，视名利如烟云，以自然为法则，不激不励，风规自远”。所以说，晋代的书法韵胜度高，这也是“风会所驱，势有必然”。

周朝的时候，史官以籀文来教童子；汉朝的时候，以书法来录用官员；晋朝的时候，设置了书学博士（“博士”一词就是源于此），唐代则全面地采取这些措施，并且还设立了专门培养书法人材的“书学”.

在唐代的最高学府中，有六种学校，它们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第五是书学，铨选人材的条件，有四个方面：一是身，二是言，三是书，四是判，第三就是书。可见书法在唐代，非常受重视。

唐太宗李世民崇尚二王书法，他叫王子都要学习二王书法，每帖都要临写五百遍，他自己也非常酷爱王羲之的《兰亭序》，让赵模、冯承素等书法家临摹，然后作为奖赏，颁赐给权贵朝臣。还为王羲之作传，自古书家得帝王作传，享此殊荣的仅此一人，一时士大夫都来宗法王右军。虞世南本是亲承智永禅师的传授，深得智永的笔法，智永又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孙，因此，虞世南也是王羲之的嫡系书派，太宗也曾向他学习书法。就连出自北派书风的欧阳询、褚遂良，为了迎合太宗的意趣，也不能不旁习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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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福寺的和尚怀仁，受命遍搜王羲之的行书字迹，集成了《圣教序》。就是到了武后时，她也曾向王方庆索求右军遗迹。由此可见，初唐崇尚王羲之的风气，是多么的盛行。由此还可见初唐书法与六朝和晋代的书法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称得上是一脉相承。

后来的人学习晋代人的书法，认为要从初唐的书法学起，大体原因有两种：

一、是初唐的书法家，继承了六朝人的书法，他们以晋代人的书法垂范作则，横直斜正、各尽其体、各尽其势，正如苏东坡所说“短长肥瘦各有态”，以自然为法，法外求法，所以说晋朝人的书法是包罗万象、变化神奇，没有穷尽；而唐朝的书法

1、是王朝新建、百废待兴，一切都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保证有一个正常的秩序来发展社会的各项事业，书法自然也不能例外；

2、是与帝王的偏好和倡导有关。由此看来，唐代的书法以晋人为法也是理所当然。唐代的书法家将晋人的书法纳入到法则中来，从此也就有了横平竖直、点画工整、形体端正等规矩，唐代的书法是法内求法，是在晋人的书法内求法，晋人的法已成“定法”，因此，唐代的书法也就受到了晋人的局限，这样也就少了天趣，而有了法则和规矩。

若是循着这样的路子写下去，也只能是重规叠矩，自然而然地就会使自己的天地越写越小。而初学书法的人，若是反其道而行之，先学规矩，后学变通，这又不失其为一条由唐入晋的正确途径。

二、是初唐的书法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他们曾亲眼见到过晋人的墨迹，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晋人的用笔、用墨以及神彩气韵，由于心摹手追的是真迹，所以临摹学习也容易上手。初唐后，魏晋人的墨迹已渐入内府秘藏，外人已不容易见到。

当时流传的双勾本，一些好的版本，又为人所宝爱，密不示人，还有一些版本是一勾再勾，点画肥瘦也不免失真，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韩愈曾说“羲之书法呈姿媚”，很显然，韩愈所见的也许就是这些版本，所以才会有这样有失公允的评论。还有一些伪迹本，不学尚可，一旦学了，积习反而难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