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学者第一人”杨守敬,书法被赞“直逼汉魏,盖世无双”

学者书法,在民国之前,都值得一观。如此看来,那被赞为学者“第一人”的,估计也差不到哪去。

杨守敬,1839年出生,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人。一生勤奋治学,博闻强记,长于考证著名于世,是一位大学者。他一生著述达83种之多,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代表作《水经注疏》,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杨守敬先生的书法在其众多的成就中,位列第三,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在中国书法史上“亦足睥睨一世,高居上座”(虞逸夫)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对于书法理论,他有创新。杨守敬主张书法要“变”,变即是创新。他阐述后人的书法与前贤的书法“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门外汉也”。

他认为“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应该肯定,这是其数十年对书法、对人生的感悟。

杨守敬于书法,真草隶行篆诸体皆擅,文从沈梦认为,最具特色的当推其行楷。其门人熊会贞称杨守敬“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虽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一斑。

在书文之时,杨守敬不作凭空臆造,不作无稽之谈,而是身体力行去实践自己的理论,并使之光大。这样,促成了他的书法风格独特,有异人之趣的笔意。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其书法高古、深远、质朴、秀逸的一面。

第一通 行书尺牍

一八八〇年任清政府驻日钦使黎庶昌之随员,东渡日本凡四年,致力于搜集国内散佚书籍,并影印摹刻大量碑拓,日本称为“杨守敬旋风”,对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等启发极大,渡边寒鸥在《论书百绝》中赞颂道:“赍来拓本万余通,复古思潮撼日东。鸣鹤喻霞开耳目,一新明治旧书风。” 作为书家,杨守敬楷、行、隶、篆各体俱能。《清史稿》称其“摹钟鼎至精”。确实,他的篆书饶有金石之气。中年宗法苏东坡,后广学北碑,晚年潜心于颜鲁公,尤致力于行书。博采众长,化为己有。

杨守敬学书早年就教于乡贤朱景云(字槐卿,湖北江陵人),从楷书欧体入手,得其稳健遒实之致。《杨守敬学术年谱》(宜昌、宜都市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十一月版)谓:“杨守敬就读朱先生馆,六年如一日,临禊帖,习正书,常以苦楝纸、古墓砖练字。”三十年后(1891),朱景云谢世,杨以楷书撰《清故岁贡生文敬朱先生墓志铭》,该墓志铭既有欧体之平中寓险、刚中见柔之意,又有北碑苍劲之韵。师古法而不泥古法,中锋运笔而兼侧锋取势。其行书同样在欧体基础上参以北碑之体势,纵肆而成。同时融会宋代苏东坡行书笔意。

第二通 行书尺牍

第三通 行书尺牍

以上三通行书尺牍,是杨守敬的代表性书体。通篇用笔老辣生涩、豪迈遒劲,气息浑厚古朴、淋漓恣肆,明显地反映出其长期浸淫汉魏六朝碑版的成果。笔笔实又笔笔虚,笔笔厚又笔笔奇,通篇又是随心所欲,一气呵成,系晚年不可多得的精彩之作。

辛亥革命后,杨守敬避居上海。一九一四年,也就是去世前的一年,大总统袁世凯雅重杨守敬,商之副总统黎元洪,将杨聘为顾问,一再致书,敦催上道,而杨“以年老无意出山”,袁旋复函催他上道,有“请趁早扶杖北行为京华光”之语。杨终亦不便深拒而赴京。袁对他优礼有加,复以“参政”相属,杨谓“政治学非所长,力辞不获”。写给“小川宗兄”的三通尺犊,正是记述了杨于一九一四年从上海赴北京担任参政期问的故事,内容反映出杨守敬嗜书如命、潜心学问及对待学问、艺术的严谨态度;同样也反映出他在艰难时势下迫于生计,为家奔波、操持,又精于经商的复杂人格。于书法理论,杨守敬在著名的《学书迩言》中十分强调学书的字外功,在前人提出“天分”、“多见”、“多写”三要的基础上又增以“品高”和“学富”两项,谓“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又提出“自来学前贤者,未有不变其貌而能成家”。

杨守敬的书法实践正是上述理论的最好注解。因此,杨守敬的意义正在于他的创造性。生活在碑学笼罩的时代,他的书法同样也以超迈峻峭的北碑意趣打底子,又博采颜鲁公、苏东坡、黄山谷等家,然后食古而化,自成家数。同样,丰富深厚的学养、慎独高贵的品行也成就其厚重、质朴、浑穆的艺术情趣。这种高境界非凡夫俗子所能为。一九一五年一月,杨守敬无疾而逝。四月,由政府派专车从北京护送回湖北宜都,归葬祖茔。

杨守敬 行书尺牍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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