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真真实实的清代书法史，让大家彻彻底底的了解清代书法-好字无忧

清代历二百六十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故书法得以弘扬。明末遗民有些出仕从清，有些遁迹山林创造出各有特色的书法作品。顺治喜临黄庭坚，遗教二经；康熙推崇董其昌书，书风一时尽崇董书，这一时期，惟傅山和王铎能独标风格，另辟蹊径；乾隆时，尤重赵孟頫行楷书，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内府收藏的大量书迹珍品著录于《石渠宝笈》中，帖学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大家。

至清中期，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嘉庆、道光时期，帖学已入穷途，当时的集大成者有刘墉，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和溃巾论。咸丰后至清末，碑学尤为昌盛。前后有康有为、伊秉绶、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至此碑学书派迅速发展，影响所及直至当代。

纵观清代260余年，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

清代书法发展历史上,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蜕变,它突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了碑学，特别是在篆书、隶书和北魏碑体书法方面的成就，可以与唐代楷书、宋代行书、明代草书相媲美，形成了雄浑渊懿的书风。尤其是碑学书法家借古开今的精神和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使得书坛显得十分活跃，流派纷呈，一派兴盛局面。

早期清代初期书法继承明代的余绪，在书坛上有影响的书法家仍是明代遗民，其中以王铎、傅山、朱耷、归庄、宋曹、冒襄等为代表。他们均擅长行草书，而以王铎、傅山的影响最大。王铎行草浑雄恣肆，一时独步。傅山的行草虽劲健不及王铎,但由于他不降清,以书法发挥他的思想感情，所以有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意趣。朱耷的行草藏头护尾，其点画及其转折中蕴涵着一种国破家亡的惨痛的心情，和他的画有同一机抒。

明代末年狂放不羁的狂草书风，在清代并没有得到发展,这是由于清代禁锢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书格格不入，所以清初以后书法家很少有能写草书的，加之康熙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至乾隆又推崇赵孟頫的书法，因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

而清代科举制度所产生的馆阁体要求的乌、方、光，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出现靡弱妍媚的风气。这时的帖学更为狭隘。当时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有沈荃，为明代台阁体书法家沈度的十世孙，他学董其昌，御制碑文多由他手书。高士奇书法亦学董其昌，因工书受荐入内廷，得到康熙的宠幸。

陈奕禧的行草书也得到康熙、雍正、乾隆的赏识。雍正十一年(1733)，□命将他的墨迹勒石为《梦墨楼帖》10卷。此外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 □并称为康熙间四大家。这些人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画家，著述宏富，书法虽远追晋、唐，实际上是受赵孟頫、董其昌的影响较大，作品中脱离不了帖学带来的软弱的气质。

中期清代中期帖学仍很风行。乾隆在位很久，而且嗜书又深,尽力搜集历代名迹,命梁诗正摹刻《三希堂法帖》，对帖学的发扬起着积极的作用。乾隆自己学习赵字，巡游江南到处题诗立碑，流风所及，自然是帖学杂馆阁之书盛行。

当时帖学书法家有张照、汪由敦、孔继涑诸家。张照，行楷由董其昌入手，继入颜真卿、米芾，其成就虽不及董其昌，但笔势略强。帖学书法家中还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为代表。翁方纲其书法学唐碑不遗余力,亦涉猎汉碑,其气质仍与帖学相近，他擅长小正楷,但在研究碑学上其功甚大,著有《两汉金石记》、《苏米斋唐碑选》等。

梁同书，早年书法宗赵、董,后追溯颜、米，工楷、行，书法秀逸,但缺乏雄强之气。他与梁□、梁国治并称三梁。刘墉，书法取径董其昌，力厚思沉，筋摇脉聚。王文治，书法强调风神，秀丽飘逸，但缺少刘墉的魄力。此外，姚鼐的行书萧疏澹宕，永□的楷书、行草典雅端丽，钱澧的颜体楷书,丰腴厚润,铁保的草书，张问陶、郭尚先的行书，在当时都比较有名。

清代中叶碑学风气渐开，碑学书法家不断涌现。较著名的有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金农为扬州八怪之一，他的楷书取法魏、晋、南北朝碑刻，得法于《龙门二十品》、《天发神谶碑》,创造所谓漆书,力追刀法的效果，强调金石味。

金农作诗直接贬低王羲之的书法是俗姿，他不愿向他作奴婢，宁肯去学汉代的《华山碑》。这样抨击帖学，提倡学碑，在当时帖学盛行的时代，是非常大胆的。由于乾隆、嘉庆时,学者研究金石之风兴起,也给书法界大开眼界。

于是阮元写《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大力推举碑学。他说：宋、元、明书法家多为《阁帖》所囿，好像除了楔帖之外，没有书法可言。他要求人们振拔流俗，宗汉、魏古法。阮元这两篇文章影响很大，无异是提倡碑学的宣言。

接着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也大谈碑学，提出把邓石如作为学碑的典范。邓石如是清代学碑的书法巨匠。他自幼失学，终生布衣，依靠卖书为生，擅长四体书和篆刻，他在篆书上突破了秦以来李斯、李阳冰的玉篆笔法，开创了篆书的新风格。他的隶书学汉碑，遍临汉、魏诸碑，继承汉分隶法，成遒丽绵密的新体。

邓石如楷书取北魏碑，行草书由碑中衍变而出,加上他在篆刻上的造诣,创造了富有金石气的风格。伊秉绶擅长隶书,以颜书笔法体势作汉隶,魄力宏恢，有独特的风貌。康有为认为邓石如、伊秉绶是清代碑学的开山祖师。

此外，这时期有许多以学者身份而善书法的书法家，如:桂馥、钱坫、孙星衍、钱大昕、钱泳、张廷济等,他们都擅长隶书，由于他们有坚实的文字学基础，其篆隶醇雅清古,别开生面。这时期还有一些画家也兼为书法家, 如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黄慎、汪士慎、李方膺等，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郑燮熔真、草、篆、隶于一炉，自名为“六分半书”。汪士慎的隶书、黄慎的草书，体现了不因循守旧的艺术风格。篆刻家中如西泠八家，也都人人善书。丁敬隶法行草，古朴简率，得旷然天真的趣味。蒋仁行草书出入颜、米，而又凝练郁勃。黄易、奚冈的隶书完全从汉碑中得来。陈鸿寿的隶书将篆隶相融，中敛外肆，意趣清新。

晚期晚清的书法与中期相较,虽然大家不多,但碑学仍是方兴未艾，这时篆书和金文勃兴，汉、魏、南北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对书法的影响仍起着极大作用。康有为认为:清代的书法有四变：康熙、雍正时,专仿董其昌；乾隆时，都竞相模仿赵孟頫；欧阳询的书法盛行于嘉庆、道光时期；北朝碑派又萌芽于咸丰、同治时期。

这一观点虽不十分准确，但大体上是符合清代书法因世推移的风尚。清代晚期碑学在书坛上占了主要地位，使以学帖为主的书法家不得不正视碑刻上的书法，而碑学书法家也兼容帖学，这样晚清的书法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象。

晚清书法以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为代表。何绍基的书法以颜真卿为基础,搜集周、秦、两汉古篆籀,下至南北朝、隋、唐碑版，心摹手追，自成一家。他的草书成就尤其突出,楷书既醇雅又有唐人法度,精劲有北朝书法的气象。晚年精篆隶，60岁后将汉隶名碑几乎临写殆遍,所以他的隶书笔法稳健,古拙沉雄。他的行草是熔颜字、北朝碑刻、篆隶于一炉，恣肆而超逸，天真罄露。赵之谦书画、篆刻都兼长，书法初学颜真卿，后取法六朝碑刻。他的楷书颜底魏面，用婉转圆通的笔势来写方折的北魏碑体，而且他的行草、篆、隶诸体，无不掺以北魏体势，自成一格。

何绍基、赵之谦对清代末期的书法影响极大。这时期的书法家还有张裕钊，他以北碑为宗，高古浑穆，用笔外方内圆，其楷书对后来也有一定的影响。篆、隶成就比较突出的是吴熙载。他是包世臣的弟子，篆书学习邓石如，浑雄不足而清逸过之，可惜缺少个性，行草书纯学包世臣，也缺乏创造。杨沂孙擅长篆书，方劲雄健。

当时写篆书的还有徐三庚，以《天发神谶碑》笔法写篆书；莫友芝以《禅国山碑》及汉碑额体势写篆书，都各有面貌。写隶书的有：俞樾、杨岘等。此外，翁同龢以写行、楷著名,书法由颜入魏,苍老平淡,笔力凝重,晚年也写隶书，用笔极为凝练。

清代末年，以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等书法最著名。杨守敬，收藏汉、魏、六朝碑刻甚多，擅长隶书和行楷书,曾东渡日本,带去不少碑帖，并收日本学生，著有《平碑记》、《学书迩言》等，对近代日本书法产生一定影响。

吴昌硕，为清末书、画、篆刻大家，篆书对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变方为长,讲究气势；隶书效法汉《三公山碑》、《裴岑纪功碑》，亦别具一格；行书由王铎上追唐人，晚年“强抱篆籀作狂草”，融会贯通，开辟了新的境界。

沈曾植是著名学者，书法学习锺繇、索靖，更熔铸汉、魏碑刻，晚年精于章草，自碑学盛行,书法家都用心于篆隶,草书很少有著名的。沈曾植在草书上独辟蹊径，对后来有一定的影响。

康有为在书法理论上，发挥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观点，著《广艺舟双楫》，对近代书法理论影响极大。他的书法亦植根于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门铭》、山东掖县云峰山诸石刻对他影响最深，所以他的书法浑拙古劲，奇肆开张，有纵横跌宕的气势，具有独特风格。

总结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有客观原因的：

①清中叶以来金石考据的兴盛。清代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