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通人、书坛巨擘、文化使者——杨守敬
文/周德聪
三峡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书法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
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文/罗海东
三峡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书法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湖北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摘 要】
晚清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杨守敬在历史地理学、金石文字学、版本目录学、书法理论与实践、藏书、刻书等领域均卓然成家。如今，“杨学”研究不仅有了一定的历史，而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切其一点作微观考量者居多而从宏观角度作全面研究者较少。本文尝试在先贤研究的基础上，从杨守敬的传略、学术、书法、中日文化交流四个方面进行一次相对全面的梳理，以期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从总体上把握这位兼善多能的大学者、大书家的形象，并进入时空隧道与之对话。
【关键词】
杨守敬 传略 学术 书法 文化交流
一、杨守敬传略
杨守敬，清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1839年5月27日）生于湖北宜都，谱名开科，字云朋，号心物，榜名恺，后更名守敬，字鹏云，号惺吾（又作星吾），晚年别署邻苏老人。他天性嗜古，敏而好学，幼年失怙，8岁入私塾，11岁奉祖父之命辍读习商，遂白天经营生意、晚上诵习诗文。13岁起又出馆读书，数易其师。18岁前因书法草率，试而不中，乃发愤习书，19岁取秀才，23岁中举人。随后四次游学京师，虽参加五次会试未果，而多结友朋、眼界大开，尤与潘存、邓承修交谊甚厚。在此期间，他开始研究学术，间有专著问世，并广泛搜求书籍碑版，于京师学术界小有名气。清光绪六年（1880），受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东渡扶桑充当外交随员，因其职闲，遂致力于搜刻佚书、传播书艺。光绪十年（1884）杨氏回国，携所获书籍赴黄州任儒学教谕。光绪十二年（1886），杨氏第七次参加会试并失意而返，从此绝意科名，专心著述与书法。光绪二十五年（1899），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先后任两湖书院教习、勤成学堂和存古学堂总教长等职达十年之久，其间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被部选安徽霍山县知县，以“年老，不耐簿书”辞之。杨氏晚年生活颇不安宁：他毕生求书、著书、刻书，为此不惜斥资巨万，致积蓄无多，后遇辛亥革命，武昌、宜都等地的房租田赋无法收取，经济来源主要靠润笔所得，生活十分窘迫；年近花甲时痛失至亲，母亲黎老夫人、长子必钧、妻子李氏先后病逝，数年间杨氏多方奔走，卖字筹资，卜地营葬，加之自身年迈多病，备极辛苦；所著之书纷成，苦于资金匮乏而难以刊行，忧闷不堪；袁世凯为笼络士林，邀其入京参政，他以“年老无意出山”谢绝，黎元洪又催发，他以“政治非我所长”婉拒，民国3年（1914）无奈再三逼请终被“强入都”，招致非议。被迫北行后，杨氏对政治持谨慎态度，虽参加会议，却不轻易发言，而借政府之力，将存于上海的图书运至北京，继续开展研究工作。1915年1月9日逝于北京，享年77岁。
二、杨守敬的学术成就
杨守敬在金石文字学、历史地理学、版本目录学、书法学诸领域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金石文字学是杨守敬穷其一生研究的学问，由此确立的重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也贯穿了他所有的研究领域。
中举之后，杨氏进京游学，受潘存的影响，对金石文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激素飞清阁碑目记》记载了杨氏在京师搜求碑帖时的情形：“时馆于崇文城南之平乐园，距琉璃厂往返约十里。每薄暮，馆事毕，步而往。漏三四下，街衢之间，爝火尽息，阒无行人，余方挟数纸踽踽而归。或灯为风灭，则望影疾趋，不惧亦不倦。归后犹复挑灯伸纸，摩挲数次乃寝。如是者年余，囊金馆谷，为之罄尽，所谓极穷屯而不悔也。”个中甘苦，是不难体会的。他不仅广泛搜集秦汉以来的珍贵碑石和两宋以来的集帖，而且每有所得，必精心考鉴，证其源流，评其得失，留下了大量的金石题跋，这与那些强为收集而后束之高阁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杨守敬于清末金石文字学界独辟蹊径，自成一家，著述达28种之多，占了他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一，兹录于下：《中国碑碣书谈》（藤原楚水译）、《译注邻苏老人书论集》（上、下，藤原楚水译注）、《壬癸金石跋附丁戊金石跋、己庚金石跋》《金石图考校补》《（初辑）寰宇贞石图》《（续辑）寰宇贞石图》《增订寰宇贞石图》（藤原楚水增订）、《望堂金石初集》《望堂金石二集》《日本金石文字》（萧一山《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载：“未毕工。”）、《钟鼎彝器砖瓦拓本》《景苏园帖》《邻苏园集帖》《泰山经石峪刻字》《匡喆刻经颂》《高丽好大王碑》《荥阳郑氏碑》《邻苏园金石丛书》《古泉薮》《飞清阁钱谱》《邻苏园古印林》《印林》《汉印集》《邻苏园汉印谱》《元押》《邻苏老人书墓志铭》《邻苏老人手书题跋》（杨先梅辑）、《邻苏老人题跋》（杨先梅辑）。值得一提的是，杨氏于清同治九年（1871）开始编刻的金石学著作《望堂金石》，由于在刊刻过程中采取了随搜随刻、随刻随印、随印随售的做法，使它不仅直到清宣统二年（1910）才最终完成，而且先后出现内容互有差别的近10种版本。另外，就是杨氏精选周秦汉唐碑刻270余种，在日本弟子的帮助下，利用日本大藏省的设备翻拍辑成我国第一部照相制版的碑刻图集《寰宇贞石图》，开一代新风。
杨守敬用力最勤成就最高的学问当推历史地理学（亦称舆地学）。
20岁时杨氏借他人所藏清人六严《舆地图》，无间昕夕地影绘二部，即显示出对舆地图籍浓厚的兴趣。30岁左右游学京师时与邓承修合编《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编图过程中发现《隋书·地理志》若干错误，于是又草拟《隋书地理志考证》，这两部草稿被视为杨守敬舆地学研究的开始。细数杨氏舆地学著作，当在25种以上：《历代舆地全图》《水经注图》《水经注疏》《水经注疏要删》《水经注疏要删补遗续补》《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水经注戴赵合校勘本》《禹贡本义》《湖北江汉水利议》《汉书地理志补校》《读汉志释例》《三国郡县表补正》《补校宋书州郡志札记》《宋州郡志校勘记校补》《北魏地形志札记》《西魏书地域考补正》《隋书地理志考证》《重订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荆州府志·舆地志》《湖北通志·舆地志》《湖北通志·金石志》《辑古地志》《晦明轩稿》《晦明轩续稿》等。其中《历代舆地全图》和《水经注疏》被公认为杨氏舆地学的代表作。
《历代舆地全图》乃杨氏携弟子熊会贞合编而成，它的基础是杨守敬与饶敦秩合作将此前与邓承修草编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扩充至67幅后公开出版之图（此图由饶氏出资刊刻，是杨氏编绘的历史地图首次刊行）。《历代舆地全图》达34册之巨，有图1928幅。每图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基础底图，朱墨双色套印，朱红色表示今地名和今河流，墨黑色表示古地名和古河流，古今对照，一目了然。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之前，历代编绘的历史地图均无出《历代舆地全图》之右。
《水经注疏》也是杨氏与弟子熊会贞的合著。清光绪三年（1877），杨守敬应倪文蔚之请，参与修纂《荆州府志》，负责撰写《舆地志》部分。该手稿中夹有一篇《校正〈水经注·江水篇〉》，篇名下方注有“以今荆州所隶为起止”九字。从篇名和注释看，此稿当为洋洋150万字的《水经注疏》之滥觞。次年，熊会贞入杨家任西席，一边为杨氏第三子杨必昌授业，一边协助杨氏为《水经注疏》参疏。清光绪三十年（1904），《水经注疏》初稿完成，因经费不足，先刻成《水经注图》，再刻成《水经注疏要删》，在为《水经注疏》打磨勘误的过程中又有《水经注疏要删补遗》《水经注疏要删续补》及《再续补》等书问世，而《水经注疏》全书在杨氏生前终未出版。杨氏谢世以后，熊会贞继承乃师未竟之业，继续为《水经注疏》复校、修改、定稿直至1936年去世。熊临终前嘱托同乡好友李子魁想办法将该书出版，李在宜都各界的捐助下于1948年刊出了第一卷之后便无力为继。1957年，在董必武、郭沫若、李世光等领导的关怀下，《水经注疏》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全部影印出版，共40卷。
◎ 节录《水经注·沮水》扇面 清 杨守敬 湖北省博物馆藏
在杨守敬之前，研究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之“郦学”的发展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早在明代，即有吴琯、朱谋等为之校刊、笺证，惜未臻精确。清代治《水经注》者甚众，前有顾炎武、黄宗羲、顾祖禹等倡先，后有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并起，廓清经注，补齐脱佚，各成专书，被誉为“郦学功臣”。但杨守敬认为上述诸家“非唯脉水之功未至，即考古之力亦疏”，“间有郦氏不误，诸家改订反误者”，遂著《水经注疏》，“凡郦氏所引之书，皆注出典；所叙之水，皆详其迁流”，并且“举全、赵、戴诸家谬误，摧陷廓清，无所于让”，最终成就了这部集“郦学”研究大成的旷世巨著。清代著名学者罗振玉将杨守敬的舆地学，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和李善兰的算学并称为清代三大绝学，北京大学袁同礼教授也称颂杨氏“开舆地学之新纪元”。
◎ 杨守敬《学书迩言》手稿（部分） 湖北省博物馆藏
版本目录学是杨守敬后三十年研究的另一门重要学问。其成果除早期的《集帖目录》外，目前传世的有17种：《日本访书志附补遗》《日本访书志补》（王重民辑）、《古刻源流考》《宋元明大藏经未收古经目录》《留真谱初编》《留真谱续编》《历代经籍存佚考》《隋书经籍志补证》《三续寰宇访碑录》《古诗存目录》《丛书举要》《增订丛书举要附校误记》（李之鼎增补）、《唐宋类书引用书目》《水经注疏要删引用书目》《邻苏园藏书目》《观海堂书目》《观海堂书目》（另一种）。其中尤以《日本访书志》《日本访书志补》《留真谱》最为学界称许。
《日本访书志》是杨氏在日本搜求到的善本目录提要，以四部分类，著录书籍235种，其中宋刻本36种，翻宋、影宋、仿宋本8种，日本覆宋本5种，元刻本28种，明刻本54种，日本刊本23种，朝鲜刊本及活字本16种，旧抄本、古钞本和影钞古写本或古刊本41种，卷子本或影钞卷子本14种，其他版本10种。
《日本访书志补》是王重民供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期间，辑录该馆所藏观海堂藏书中杨氏亲笔题跋汇编而成。依《访书志》体例，著录书籍46种，其中宋刻本3种，影宋本1种，日本覆宋本1种，元刻本5种，明刻本13种，日本刊本1种，日人校本1种，日本旧抄本、古钞本、古写本和影钞古写本、卷子本或影钞卷子本14种，其他版本7种。
《留真谱》是杨氏从日本引进的善本书影，所摹底本均源自日藏珍本汉籍，初、二编所收除宋元旧抄外，亦有明版、朝鲜刊本、日本古版。初编以经、小学、史、子、医、集、佛、杂八部为序；二编则分经、史、子、集、医五部，共摹刻书影700多种，其中不少是中国久佚的珍本。《留真谱》在国内刊布流行，给晚清繁盛的版本目录学注入新的活力，引起很大反响。一时仿《留真谱》的踵接之作不断，著名者如缪荃孙《宋元书影》、瞿启甲《铁琴铜剑楼书影》、刘承幹《嘉业堂善本书影》等，且手段（摄影而非摹刻）和体例日趋完善，使版本目录学进入了新的天地。
除上述三学外，杨守敬尚有经学、校勘等多种著作，如《论语事实录》《四书识小录》《续群书拾补》等。其中不乏谨严考据与精当之论，限于篇幅，此不再赘。至于其书学成就，则放在下一部分与书法同述。
三、杨守敬的书法研究与实践
杨守敬的书法研究与实践，互为表里、高度统一。
杨氏的书法研究，始于金石，却早于金石出成果。其《壬癸金石跋》云：“余好金石文字，每有所得，必为之考证。积久，成数百篇，又玩其书法，成《评碑帖记》四册。”他正是在搜集、考证金石之余，开始着眼于书法史和书法批评，并于清同治六、七年间（1867—1868）撰成《激素飞清阁评碑记》（以下简称《评碑记》）和《激素飞清阁评帖记》（以下简称《评帖记》），以目前掌握的史料而言，这是杨氏最早的两部著作。《评碑记》评碑288种，《评帖记》评帖96种，这384种碑帖基本囊括了自秦汉至隋唐具有代表性的书法作品。《评碑记》《评帖记》虽是杨氏30岁前所作，而持论公允，鉴赏精当，广度与深度兼备，堪称力作。
◎ “读书鼓琴”六言联 清 杨守敬
清光绪三年（1877），杨氏与潘存合作的《楷法溯源》受荆州知府倪文蔚及乡绅饶敦秩等资助得以付梓。全书十五卷，辑汉魏至五代646种碑刻、82种法帖中的楷字或楷略兼行之字，悉按原体勾摹，约20000字（不计重复则单字3498字）。1957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将杨氏刊本影印发行，1989年四川成都古籍出版社也根据杨氏刊本影印，以《中国楷书大字典》书名印行。因清代以前编印的书法类字典极少，且该书编选格调很高，再加上杨氏在金石文字学、书法学、书法实践乃至于刻书方面的造诣，无不为该书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杨氏移居上海。日本学者水野元直从日本专程来湖北拜杨氏为师研习书法，刚到上海时便听说杨氏已避乱至此，便转而在沪上拜师。是年10月，应水野之求，杨氏凭记忆（当时所有资料尚留在武汉）草成《学书迩言》一书。该书分为自序、绪论、评碑、评帖、评书、后记六个部分，点评碑帖书家区别于《评碑记》《评帖记》铺陈作品的模式，多以书体和朝代为线索展开。由于杨氏当时已逾古稀之龄，其阅历与眼界之深广遂使所论纵横捭阖，言简意赅，气势如虹。12月，水野将此稿本抄录一份，杨氏又为之亲笔写了一篇序言，并加盖“杨守敬印”和“邻苏老人”二印，由水野带回日本刊行，广为流传，影响深远。70年后，文物出版社将其出版，为国内书坛所重。杨氏在手头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短时间内仅凭记忆写成此书，实属不易，反过来也证明了他的学识之博与功力之深。
杨守敬的书学思想，集中地反映在《评碑记》《评帖记》《楷法溯源》《学书迩言》四部著作里，个中不乏识人之所不能识、言人之所不敢言者，堪称灼见真知。若论其书学贡献，大略有三：
一是确立“学书五要”论。《学书迩言·绪论》开篇即言：“梁山舟《答张芑堂书》，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此定论也。尝见博通金石，终日临池，而笔迹钝稚，则天分限之也；又尝见下笔敏捷，而墨守一家，终少变化，则少见之蔽也；又尝见临摹古人，动合规矩，而不能自名一家，则学力之疏也。而余又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在肯定梁山舟“学书三要”的基础上增加“品高”“学富”而成“学书五要”，是将书法从梁山舟所理解的一种难以驾驭的技艺进而上升到一门能够反映作者学养性情和精神气格的、蕴藏着深刻民族文化内涵的艺术，意义十分重大。这与宋代书论中苏东坡“君子小人”之说和黄山谷“胸中道义”“圣哲之学”“俗不可医”之说一脉相承，遥相呼应。
二是首倡“碑帖融合”。到了清代，馆阁体盛行，考古学兴起，大量文物碑志的出土以及阮元北碑南帖之论的问世，为碑学重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理论支持，碑学逐渐取代帖学成为书法艺术的主流。杨守敬在《评碑记》序中谈到著此书的动机时说：“宋元以来，书家林立，惟行草差可观，而真书云绝，无论篆隶。良由精于简札，略于碑版。故特著此篇，以矫其弊。”可见，他敏锐地捕捉了时代的气息，并且以他的方式开始了行动。难能可贵的是，他虽赞成以碑学力矫时弊，却又不赞成彻底放弃帖学，并在《评帖记》序中明确表达了他的主张：“夫碑碣者，古人之遗骸也；集帖者，影响也。精则为子孙，不精则刍灵耳。见刍灵不如见遗骸，见遗骸不如见子孙。去古已远，求毫芒于剥蚀之余，其可必得耶？故集帖之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杨氏持论客观平实，不厚此薄彼，碑也好帖也好，他唯一的标准是取其“精”。较之康有为等人的偏激，他显得更为理性，充满朴素的辩证精神。杨氏在这里提出“碑帖融合”的书学思想，比刘熙载1873年著《艺概·书概》提出碑帖融合的观点还要早五年，在晚清书坛尊碑抑帖的主流思想中不啻为一声巨响。遗憾的是，《评碑记》和《评帖记》没有及时刊行于世，以致未能为晚清书坛起到应有的镇静和导向作用。
三是书学研究方法的突破。杨守敬将他金石文字学重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引入书学，突破了传统书论直觉感悟式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实证之书论，有理有据，掷地有声，更加令人信服。譬如他为“唯中锋论”之辩：“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非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其说亦似甚辨，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论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伏、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有诸法之妙乎？”（评《马鸣寺根法师碑》语）又如为“时代降之”之辩：“国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则超轶前代直接汉人。若邓完白、杨沂孙之篆书，桂馥、陈鸿寿、黄易之分书，皆原本古先，自出机杼，未可以时代降也。”（《学书迩言·绪论》）再如为“右军伪作”之辩：“今以晋之《爨宝子》、刘宋之《爨龙颜》、前秦之《邓太尉》《张产碑》，明是由分变楷之渐，而与右军楷书则有古今之别。故近来学者疑右军诸小楷为宋人伪作，但以六朝碑碣为凭。然钟繇之《宣示》《贺捷》又似有分书遗意，则右军手迹当必有合，辗转传摹遂至失真，未可尽嗤为伪也。”（《学书迩言·绪论》）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杨守敬的书法实践，起于科举又成于科举，贵在“五要”融通。
◎ “岸沙涧户”五言联 清 杨守敬
杨氏18岁以前考秀才不中，并非文章不好，实乃书法草率之故，于是开始重视书法实践，勤学苦练。19岁时，得荆州江陵人朱景云指授，当年即中秀才，而前后两次考试的主考官同为重视书法的湖北学政冯誉骥，可见杨氏的书法在此期间的确进步神速。此后数十年间，他耽玩金石无数，日夜摩挲，反复临摹，既有“多见”，又有“多写”，加上他聪慧的资质、嗜古的天性和高尚的人品，辅以金石、书学之理论滋养，其书艺自非常人所能及。清光绪十二年（1886）第七次会试失利，使他彻底丢掉了求取功名的包袱，专心于学术和书法。48岁的他年富力强，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段，拥有优裕的研习时间和了无旁骛的心境，学术与书法精进不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内书坛碑学一边倒的形势有所改变，杨氏自身的学问和阅历也有了进一步的积累，挟着他在日本书坛获得的成功，跻身于国内书坛顶尖人物之列。至此，杨氏书法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五要”齐备，甚可宝贵。至老，书法益进，声誉益隆，《邻苏老人年谱》中记载他71岁在上海卖字的情况时说：“其时守敬之字，声誉大起，求书者接踵于门，日不暇给，继之以夜。”
杨守敬的书法创作大致有四个特点：一则四体兼擅。篆隶真行，样样精通，尤以篆隶笔意融于行楷，为世人所重。二则熔碑铸帖，刚柔相济。这与他“碑帖融合”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也与其人生履历相吻合，他一生勤勉，傲岸耿介，又谦和待人，善于与人合作。三则书卷之气溢于毫端。以他的学问文章，称之为学者型书家丝毫不为过。四则富于金石气息。这是他天性嗜古、耽玩金石所致，加上他反对笔笔中锋，故而下笔如钢刀斫木，沉着痛快，具姿致而无媚骨，极为古厚奇崛，十分耐品。近代学者陈衍评价杨氏书法说：“所见碑版既多，书法高古，融篆隶于行楷中，非貌为六朝者所及。”虽话语不多，而颇得要领。
四、杨守敬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贡献
初到日本之时，由于驻日公使何如璋与副使张斯桂的矛盾，杨氏的外交随员名分一直未定，半年多后才以“英语通译”的身份受事，而杨氏并不懂英语，显然摊上了一个闲职。于是在日期间，他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自主选择了从事与公职无关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搜刻日藏汉籍，传播金石书法。
汉籍东传自古以来便是中日文化交往的主流。日藏汉籍大规模地返回祖国是在清末民初之际，其中杨守敬访书无疑是最有名的一次。
杨氏在日本搜刻佚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自发搜购。时值明治维新，日本大兴西学，故所有汉籍皆贱价出卖。杨氏在东京逛书肆时发现有成捆的汉文古籍贱价待售，且不乏中国稀见甚至久已失传的珍本秘籍，便倾囊相购，不到一年，得书三万余卷。其时杨守敬对版本目录之学尚欠深究，搜书不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通过实践，他对日本所藏汉籍的种类、特点及收藏分布等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渐渐不满足于只在书肆坊间搜寻，开始结交森立之等日本藏书家，从他们那里寻找更为珍稀的古籍。后来杨氏在书肆购得一部森立之与涩江全善等合著的《经籍访古志》抄本，系日藏汉籍善本之解题目录，所著录之书“必先标其时代，次注储藏之家、缺笔、旧藏印记等”，为他访书提供了线索。于是他草拟《日本访书缘起条例》，准备进一步搜求汉籍，并有汇刻丛书的初步打算。
第二阶段是有计划搜购。接替何如璋的新任公使黎庶昌到任后，见到杨氏《日本访书缘起条例》大为赞赏，决意搜访中土逸籍，辑刻《古逸丛书》，并委托杨守敬全力董理其事。如此一来，私人行为成了公派任务，促使杨氏进一步开展有目的有步骤的搜书行动。他利用《经籍访古志》按目索之，所见佚书，“其能购者，不惜重值”，有藏于好古之家不能购买者，则以所携汉魏六朝碑版及古钱、古印与之交换，而藏于官库秘阁之罕见珍本，杨守敬则千方百计地借出影抄或摄影，真可谓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清光绪九年（1883）他从日本寄给友人黄萼的信中说：“弟现在所藏书已几十万卷，其中秘本亦几万卷，就中有宋版藏书五千六百册。”可见杨氏在日本搜书所获之丰。
第三阶段则是亦搜亦校亦刻。对于搜访到的古籍，杨守敬并未束之箧中，而是“每得一书，即略为考其原委，别纸记之”。公使黎庶昌从他搜购的珍贵典籍中择出27种，辑为《古逸丛书》，嘱杨氏负责校勘督刻。其间，他表现出极端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白天与刻工一起磋磨善恶，夜晚则独自灯下校书，撰写校勘札记，几乎通宵达旦。清光绪十年（1884）书成，几与宋元刻本相等，刻书名家叶德辉赞其“刻印俱精”。杨氏在日本刻书的数量、质量和他勇于吸收照相翻拍等先进技术的开拓精神以及刻苦、博学的学者风范，令日本各界深为敬服。他在日本经理的刻书传回国内，当时的工部尚书潘祖荫、廉访使李梅生见之，“惊叹欲绝，谓宋以来所未有，国朝诸家仿刻不足言也”。
◎ 湖北 宜都 杨守敬书院
杨守敬在日本大规模搜书刻书，也使日本学术界有识之士认识到盲目追求西化而毁弃汉学文献是非常不理智的，于是又不惜重金争购旧籍。对此，杨氏非但未感不快，反而十分欣慰。当日本佛教界集股刻印《大藏经》时，他慷慨地把自己搜求到的六七百卷古钞佛经借给日方使用，颇有君子之风。
如果说杨氏搜刻佚书是有心栽花的话，那么传播金石书法则属无心插柳。由于何如璋邀请他赴日公干时他正在北京，如转道回乡投放行李，既费时日，所收金石也无暇整理，于是将一万二三千件碑版和各种法帖、六十颗汉印、六七百枚古钱刀等稀珍之品直接从北京携至日本。这一举动，竟带来惊人的效果。隋唐以降，中国书法的每一次变革都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到日本书道，而且由于信息传播速度有限，日本方面的接收过程往往略有滞后。19世纪后期，日本书家依然崇尚帖学，大多追求柔弱的行草书风，整个书坛处于积弱不振的境地。杨守敬的出现犹如雪中送炭，他带来的金石碑拓以及他的书学思想，使日本书法界产生极大的震动，日本人形象地称之为“刮来了一股旋风”。于是，清朝碑学发展的新资源、新理论迅速在日本书坛蔓延开来，并通过走碑帖融合道路的杨守敬的推介而使之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接受。由此，日本书道发生了有类政治上“明治维新”的变革，摆脱了帖学的羁绊，走上了书风一新的道路，杨氏被日本人尊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
一时之间，杨守敬成了日本书坛的偶像，有日本书坛祭酒之尊的日下部鸣鹤及另外两位书坛旗手岩谷一六、松田雪柯均拜在杨氏门下。三人与杨氏的交游在松田雪柯的日记中有很多记述，兹录数则，以示风采。
日本明治十三年（1880）八月七日条：从岩君使来云，杨惺吾来访，请来话。直往访之。话次及执笔用笔，得闻所未闻，大有所悟入，多年疑团，一朝冰释，何喜如之。日下部、堀二子后至。归寓，夜已十一时后也。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条：午后，岩溪、八木下二子来，以有访杨守敬之约，休今日之例会，同日下部访杨守敬于清公使馆，请观汉魏六朝及唐诸碑。其目多而不能悉记之。就中颜鲁公争座位帖宋拓，而墨光如漆，精彩奕奕射人，真神品上上也。日下部君借四帖，中有裴镜民，殷令名所书，其书兼有欧、虞之长，杨氏以为唐碑第一，似不诬矣。今夕将访余寓居，后来者松浦、木村、堀三子。黄昏，杨惺吾氏来，日下部、堀二氏亦来，互笔谈质所疑。余寓无厨房，故不能供酒饭，唯供粗茶粗果耳，请恕之云。杨氏云，茗香谈艺，正我辈乐事，肉食者鄙，自古为然。辞还，夜已十一时。
这次杨守敬来访，雪柯等人将平素积于胸中的疑问拿出来向杨氏请教，井原云涯根据笔谈整理出杨氏的讲解：“（杨守敬）谓‘六朝绝佳碑版甚多，俟他日观其全貌始可知唐人之所不及’。‘小至造像亦有绝佳者’，‘若于六朝汉魏诸碑用功研习，则可前无古人。此非弟讏言耳’。”云涯附注云：“雪柯翁后大好六朝书，盖因此谈所启发也。”（均转引自日本杉村邦彦《从〈雪柯日记〉中出现的有关记述看杨守敬与松田雪柯、岩谷一六、日下部鸣鹤之间的交流》）笔谈之中，既有关于书法具体问题的问答，也有共赏碑帖的情形，还有相知相恤的情谊。从杨氏倡导研习六朝汉魏诸碑后雪柯大好六朝书可见，杨氏以碑学促日本书道维新的确是有根据的事实。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杨氏后来也向国内介绍日本书法。他在《学书迩言》中写道：“日本书家，自以空海为第一，殊有晋人风。小野道风次之，行成卿、鱼养又次之，皆唐时人也。其金刻有《道澄寺钟铭》《铜灯台铭》；石刻有《和铜题名》，最为高古，神似颜鲁公。《佛足迹记》，虽属和文，亦书法之别格，足自立者。”这段文字，为我国研究日本书法之先声。
杨守敬回国后，仍有不少日本书家来访论书，山本由定、水野元直等人即为其中拜门学书者。杨氏年过古稀抱病为水野亲笔写成一部教科书式的书论专著《学书迩言》，水野返回日本后即刊行于世，泽被一方，传为一段佳话。杨氏仙逝之后，日本书家、学者慕名造访其故乡湖北宜都，前来进行学术交流者络绎不绝，足见他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深远的影响。
结 语
作为乾嘉学派在晚清时期的重要代表，杨守敬一生醉心学术，著述等身（据统计，可考的杨著总数为83种）。经《杨守敬集》整理小组不懈努力，于1988年4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单独出版了《杨守敬集》第一册，1997年6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与湖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了《杨守敬集》第二至十三册，至此，《杨守敬集》全十三册齐，共收杨氏著述45种。有清一代，学术昌盛，人才济济，人们肯定杨守敬，却从来没有把他视为学术界或书法界的领袖。但是，当我们理性地考量其涉猎范围、研究成果、学术影响和艺术水平之后，将其划归“领袖”之列，或可当之。
【注 释】
［1］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陈上岷编：《杨守敬研究学术论文选集》，崇文书局2003年版。
［3］崔尔平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4］陈上岷编：《激素飞清阁评碑记、评帖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5］郗志群：《杨守敬传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5期。
［6］杨世灿：《杨守敬学术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郑务本：《杨守敬研究初编》，1989年湖北省宜都杨守敬学术研究会、杨守敬纪念馆内部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