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冯班在《钝吟书要》中直言:“宋人蔡君谟书最佳,今人不重,只缘不学古耳。” 这句评断,不仅是对蔡襄书法艺术的高度肯定,更直指书法传承中“尊古”与“变古”的核心命题。
蔡襄大楷《万安石桥记》
蔡襄作为宋代“尚意”书风兴起之际坚守晋唐法度的代表,其书法的价值被后世遮蔽,恰是书法史中审美取向偏移与古法传承式微的缩影。
蔡襄字君谟,位列“宋四家”,却与苏、黄、米的变法求新截然不同。
宋代书法以“尚意”为核心,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米芾“刷字”求奇,皆以抒情达意突破晋唐以来的笔法桎梏。
而蔡襄始终以晋唐为宗,其楷书取法欧阳询、颜真卿,笔法严谨规整,结体端稳平和;
行书师法王羲之《兰亭序》,笔意温润圆劲,墨韵清逸典雅,《澄心堂纸帖》《扈从帖》等作品,皆可见其对“二王”笔法的精准承袭与化用。他的隶书亦溯汉碑本源,骨力洞达,在宋代隶书式微的背景下,堪称守古之典范。
冯班所言“书最佳”,正是认可蔡襄于“尚意”风潮中,守住了书法“法”的根基——若无晋唐笔法的积淀,“意”便成了无根之木。
后世对蔡襄的“不重”,本质是书法学习中“舍本逐末”的倾向。
自宋以降,“尚意”书风被不断强化,明清两代虽有董其昌倡“淡意”、傅山提“四宁四毋”,但多数书家更热衷于追求形式上的新奇,却疏于对古法的临习与体悟。
晋唐书法的核心在于“笔法”,提按转折、中锋行笔、墨法变化,皆有严谨的法度可循,而蔡襄的书法正是这种法度的完美载体。
冯班身处清代,彼时帖学盛极却渐趋僵化,部分书家只知临摹帖本形貌,不解笔法本源,自然无法体会蔡襄书法中“学古”的精髓,也便难以认可其艺术高度。
蔡襄的书法价值,更在于为宋代“尚意”书风提供了“守正”的参照。
宋代书法的创新,并非凭空而生,而是建立在对古法的深刻理解之上。苏轼虽倡“无法”,却也坦言“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其“出新意”的前提,是对古法的熟稔;而蔡襄的“守古”,则为宋代书法划定了“法”的底线。
若无蔡襄对晋唐笔法的坚守,宋代“尚意”或许会沦为一味求奇的狂怪,书法的传承便失却了根基。
冯班的评断,实则是提醒后世学书者:“变古”必先“学古”,书法的创新,永远不能脱离传统法度的滋养。
时至今日,冯班的这番话仍具现实意义。当下书法学习中,不乏追求视觉冲击而忽视笔法训练、标榜“个性”而背离传统的现象。
蔡襄的书法启示我们,书法的生命力,在于“守古”与“变古”的辩证统一——以古法为骨,方能以意韵为魂。重新审视蔡襄的书法,重拾“学古”的初心,才是对书法艺术传承的真正敬畏。
书法品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