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昂的旗帜

周樣书法

进入元代,经历战乱的社会逐渐走向有序,在北方,各民族人民开始了文化大交流。蒙古人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在思想文化上却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被逐渐汉化的道路。书法有法可依,也就是其规范性成了包括汉人在内的各民族人民的共同需要。很显然,正在进一步走向衰弱的写意书风是与其背道而驰的。

人们开始对宋代写意书风进行反思,以复兴晋唐书法为己任的赵孟頫顺应时代溯流,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当时书坛的领军人物,继而成为一代宗师。元代卢熊写道:“本朝赵魏公,识趣高远,跨越古人,根抵钟王,而出入晋唐,不为近代习尚所窘束,海内书法为之一变,后进成宗师之。”“跨越古人,根抵钟王,出入晋唐”是途径,“识趣高远”才是关键所在。如同苏黄米当时开创了写意新风,当赵孟頫将自己的艺术活动与中国书法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结合在一起时,产生了远比他主观意识更为伟大的结果。

赵孟頫完成了其先辈宋高宗无法完成的事业。

宋高宗虽贵为天子仍难成气候,主要是受到了时代的限制。因为南宋初期写意书法虽已滑坡,但毕竟尚未到衰败地步。到了元代,率意作书的风气成了强弩之末,其弊端也已显而易见,书法史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赵孟頫领导的这场“师法晋唐”的运动犹如当年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运动,是一场以古法来矫正时弊的革命,赵孟頫也因此成为继王羲之、颜真卿之后,对中国书坛影响最大的人物。所以近代马宗霍称:“元之有赵吴兴,亦犹晋之右军,唐之鲁公,皆所谓主盟坛坫者也。”明确了王羲之、颜真卿、赵孟頫三位主盟者在中国书法史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是别的书家可以相比的。

周樣书法

赵孟頫从正面阐述其“师法晋唐”的理论,与米芾几乎将唐代楷书大家一网打尽的说法不同,赵孟頫对前代书家持论较中正,从不随意訾 [zī] 议菲薄前人。他在《评宋十一家书》中写道:“东坡书,如老熊当道,百兽畏伏。黄太史书,如高人胜士,望之令人敬叹。米老书,如游龙跃渊,骏马得御,矫然拔秀,诚不可攀也。”赵孟頫充分肯定了苏、黄、米三家的书法艺术,但并不肯定他们的艺术主张。

鲜于枢就不这么客气了,他的传世墨迹中,有幅专评唐宋两代草书:“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 怀素守法,特多古意; 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张旭草法精绝,但变革“二王”传统(颜真卿受其影响颇大),以致招来鲜于枢的批评他“时出法度之外”;怀素草法恪守“二王”古法,因此得到鲜于枢的好评(实际上怀素后来多用张旭法); 而高闲师法颠张狂素,意气有余,但用笔粗糙,所以鲜于枢说他用笔粗率,止十得六七耳。黄庭坚富有创造性,以悬腕高执笔、加强提按起伏,写出了风格独特的草书,因其完全背离晋唐传统,以致于鲜于枢对其持完全否定态度。鲜于枢还有一首嘲笑米芾的:“临模旧说范新妇,古刻今看李意如。却笑南宫米夫子,一生辛苦学何书。”范新妇指王義之的《谢范新妇帖》; 李意如为王献之家保母,王献之书有《保母帖》。鲜于枢在诗中嘲笑米带书学“二王”,却一无所成。宋代三位书法家中,苏轼德高望重,且不以书家自居,故受到的抨击较少; 黄庭坚草书,从传统角度看,太出格。米芾虽知古法,但倾侧跳跃之势过度,少中和之美。故黄、米两人遭受的非议就较多。元著名画家倪瓒称:“米老虽追踪晋人绝轨,其气象怒张,如子路未见孔子时。” 子路天性伉直鲁葬,好勇力,后师从孔子,学有所成。但倪瓒将米芾与子路还未见孔子时作比,评价可以说是很低了。

元代虞集,这位被陶宗仪誉为“博文明识,精于辞艺”的书法家,对宋元书法状况作了详细的评述:“宋人书自蔡君谟(襄) 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苏)、谷(黄庭坚) 出,遂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伯思) 诸公方知古法,而长睿所书不逮所言,绍彭最佳而世遂不传,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险。至于(张) 即之之恶,谬极美。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骛,而宋未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询)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 自吴兴赵公子昂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明确点出是赵孟頫改变书风,力挽狂澜,使元代书法迈越唐宋而走上重视东晋书法的道路。

元代书坛赵孟頫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对书法的贡献后面将详细论述。当时能与赵孟頫相提并论的当属鲜于枢,他俩同为书坛巨擘,人称“南赵北鲜”。他们书法皆受晋唐影响,以复古来创新,摆脱了宋人率意作书的风气,同有振兴书法之功。元代龚璛称:“书不讲百余年,至元间伯机、子昂: 二妙特起,古意复见于今。”明代陆深也称:“书法蔽于宋季,元兴作者有功,而赵吴兴、鲜于渔阳(枢)为巨擘,终元之世,出入此两家。”

邓文原也很有书名,同代虞集称:“大德、延佑之间,称善书者必归巴西(邓)、渔阳(鲜于)、吴兴(赵)。”在他们周围的志同道合者及响应者还有虞集、李倜、周伯琦、俞和、张雨、袁桷及泰不华等。他们的艺术主张符合时代需要获得了全面响应,寂寂书坛也为之一振。我们有理由认为,北宋以苏、黄、米为代表的写意书法是对唐代法度森严的形式与技巧的一种否定,那么赵孟頫、鲜于枢“师法晋唐”的主张对走向式微写意书风也是一种否定,从相对比较抽象的精神再重新回复到具体的形式技巧之中。从哲学角度看,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值得注意的是,在表面上看赵孟頫、鲜于枢是复古,而实际上他们还是着眼于书法的发展。再说新与旧也是相对的,“说它是新潮,是指他并未沿袭宋人的现成途径而另辟新境。作为艺术思潮的性质是复古; 作为其历史传承是出新; 新与旧的矛盾,在赵孟頫身上获得了和谐的统一。”

在这场变革中,鲜于枢的作用当然也不能低估。他书艺超凡不群,在元代走上“师法晋唐”过程中又有卓越贡献,这两点足以使他在中国书法史取得崇高的地位。

周樣书法

鲜于枢,字伯机,号困学民,又号西溪,直案老人、寄直老人、虎林隐吏、虎林逸民等,自署“渔阳鲜于枢”。“鲜于”为复姓,传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后子仲食采于于,其子孙就合“鲜、于”两字为姓。鲜于枢自号箕子之裔,就是由此而来的。鲜于枢官位较低,《元史》无传,《新元史·鲜于枢传》不过二百字,还是抄录元人的书画题跋。上海博物馆所藏有赵孟頫书写的《鲜于府君慕志铭》拓本,是研究鲜于枢家族历史最宝贵的资料。据《墓志铭》的记载,鲜于枢祖上在金初为德兴府宣化稍南的涿鹿县人,先祖皆是饱学之士。“高祖某,金初占籍德兴,尝有化禄,未老谢事。曾祖某,博学工于文,门人多第,而己独不第。喜施单贫,人称‘鲜于佛子’”(戴立强《鲜于枢年谱稿》)。其祖父30岁,携家南下躲避兵祸,至居庸关,遇盗被害。是年,其父鲜于光祖十岁。十八年后,鲜于光祖携家北上,定居于范阳。故鲜于枢常自署“渔阳鲜于枢”,即沿于古幽蓟的郡名。鲜于光祖做过运送军需的小官,有一次忽必烈凯旋而归,有功者“皆蒙赏禄,唯光祖未受奖赏,遂拂衣而去,居汴梁,淡然无复仕进意”(《鲜于府君墓志铭》)。鲜于光祖77 岁去世,那一年,鲜于枫26 岁。据《鲜于府君葛志铭》“后记”载: 鲜于枢于大德戊戌(1298) 葬父于杭州时,年53岁。鲜于枢请45岁的赵孟頫为其父亲书写《鲜于府君墓志铭》。所以鲜于枢死后,赵孟頫在《哀鲜于伯机》中有“我时学钟法,写君先墓石”之句。

鲜于枢出任扬州行台御史椽,与赵孟頫初次相见,两人一见如故,契合无间。是年,鲜于枢33岁,赵孟頫年仅25岁。赵孟頫至杭州,曾与周密、鲜于枢会晤。

鲜于枢一生大部分时间活动于金华、杨州、杭州三处地方,赵孟頫与其交往主要在杭州。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 八月,赵孟頫在杭州车桥寓舍为鲜于枢之子题乃父遗墨《鹅群帖》。

鲜于枢书法初习金人张天锡,也有人认为初师元初名臣姚枢,后受晋唐影响。精于楷书、行书和草书,楷书取法褚遂良、李邕。行草书用笔劲挺,气势伟岸,书写稳健时,颇具“二王”风度; 写得纵放时,多有怀素笔意,锋芒毕露的瘦劲之笔,又似受孙过庭影响。虞集称许他的字:“翰翠比米薛而有余,风流拟晋宋而无怍。”比较赵孟頫、鲜于枢书法风格,赵孟頫书法俊逸秀美,法度严谨,格调典雅,于骨肉调匀、端庄严正中时见潇洒天真的韵致,人们喻之为“清腴”; 鲜于枢书势雄强,有一种刚劲挺拔、跌宕纵逸的恢宏气度,人们喻之为“清刚”。

赵孟頫为人谦和,于书法却自视甚高。他有一首流传很广的七绝“学书工拙何足计,名世不难传后难。当有深知书法者,未容俗子议其间。”(《赠彭师立》) 他曾自豪地说:“一毫之过,同于不及。安得天下之精一于中者,而与之语书哉。”赵孟頫内心深处不将一般书家放在眼里,而对鲜于枢则是例外。鲜于枢死时,赵孟頫发出感叹:“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甚远,极力追之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处称尊耳。”“困学书,妙入神品,仆所不及。”

鲜于枢意气雄豪,又年长赵孟頫8岁,但他对赵孟頫甚为敬重,他认为:“近世诸贤,书画不能俱传,...盖以所长掩其所短故也。子昂学士书画俱到,他必能俱传无疑。他请赵孟頫为其父书写墓志铭,并赠之以琴,真有些惺惺惜惺惺的味道。当然,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共同的艺术追求上,他们最关心的还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和恢复古代书法的典范。

前人评鲜于枢书法有雄犷之气,“笔势如猿啸苍松,鹤鸣老桧”,足以代表当时北方的书风。这与他的成长环境、个人气质关系密切。史书记载鲜于枢喜悬腕作书,多用中锋回腕之法,故笔力道健,使转自如。元代书法家陈绎曾问鲜于枢悬腕之法,鲜于枢豪气满怀,嗔目伸臂曰:“胆! 胆! 胆!“明初陶宗仪称:“(鲜于枢)面带河朔伟气,每酒酣傲放,吟诗作字,奇态横生。”马宗霍《书林藻鉴》称:“伯机惟以草胜,不若赵(孟頫)之多擅,要其仗气负奇,骨力崖岸,则赵殊当让之。”鲜于枢作书时的胆魄与作品的纵逸奔放,确实为赵孟頫所不及。但因鲜于枢的社会影响与对历史贡献略逊于赵孟頫,故被后世尊为元代书坛的第二号人物。

元代出色的书法家还有李倜、邓文原、虞集、揭傒斯、康里巎、杨维桢等。

李倜,元代书家,字士弘,号员峤真逸,山西太原人,历任集贤侍读学士、临江路总管、盐运使等职。李倜的诗、书、画皆有名,书风清新婉丽,与赵孟頫、鲜于枢齐名。李倜名其所居处日“拟晋山房”。戴表元云:“集贤学士河东李公士弘,以好书名天下,稍暇则取右军,纵笔拟为之,所属山房之窗、壁、几、榻、砚、席诸供具花物,皆奕奕有晋气,由是以拟晋题其颜。” 李倜对晋人书法、特别是“二王”书法理解很深,其书作既得晋人形质,又得晋人神韵。陆友仁云:“士弘游戏笔墨,皆超悟不群,而清新婉丽,自有种风度。”元代张昕跋文称:“余昔侍李(倜)学士,见其作书多喜矮桌,执笔甚高,临帖亦然。”其书法潇洒灵动、清新婉丽确实与此方法有关。

李倜善临摹,“其临摹又颉颃( xié háng 不相上下)松雪、困学二老,斯时有三君子,而能追及之可谓难矣” 。

邓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人称素履先生。绵州(今四川绵阳) 人,因绵州古属巴西郡,人称邓文原为“邓巴西”。明陶宗仪《书史会要》称:“文原正、行、草书,早法二王,晚学李北海。”他见识很广,曾自诩:“余宦游京邑多载,目阅古今名画,不可胜计。”他的书名很大,同代虞集称:“大德、延佑之间,称善书者必归巴西(邓)、渔阳(鲜于)、吴兴(赵)。”邓文原的生卒年比赵孟頫略晚几年,年轻时就与赵孟頫定交,被赵孟頫称为自己的“畏友”,两人感情至深。大德元年,元成宗召赵孟頫入大都书金书《藏经》,许举能书者自随,邓文原为赵孟頫所荐,共同入京。书毕,所举廿余人,皆受赐得官。于是邓文原书法也大显于世。邓文原中年以后因多涉政事,疏于翰墨,书名渐隐。张雨认为邓文原“早岁大合作。中岁以往,爵位日高,而书学益废。与之交笔砚,始以余言不妄。殆暮年章草,如隔事矣。信为学不可止如此”,找出了邓氏书法未能继续发展的原因。

周樣书法

在赵孟頫“师法晋唐”的旗帜下,鲜于枢、邓文原皆为元代复古潮流中不可缺少的干将。鲜于枢的影响不如赵孟頫,而邓文原则不及鲜于枢。邓文原的书法受赵孟頫的影响很大,有书迹都活脱脱地似赵书再现。所以他功力虽深,取法也高,但缺少自己的面目,是不能与赵孟頫、鲜于枢同日而语的。

虞集,元代书法家、文学家。字伯生,号邵庵,号道园。工书法,真行草篆皆有法度。明王世贞称其书法“如雄剑倚天,长虹驾海,神采可爰爱”。明李东阳称:“书家者所谓人品高,师法古者,伯生殆兼有之。”虞集以宋代名臣后代仕元,与赵孟頫有相似的感受。虞集在东宫(武宗朝)、翰林院(仁宗朝) 曾长期与赵孟頫同事,受赵书学思想影响颇深。

揭傒斯,字曼硕。善正行草书,元代欧阳玄评价“傒斯楷法精健闲雅,行书尤工”。明代陶宗仪称其“正行师晋人,苍古有力。” 他与赵孟頫合作,常是揭傒斯撰文,赵孟頫书写,这样的碑记有多种。

柯九思,字敬仲,号丹丘生、五云阁吏,浙江台州仙居人。文宗朝任典瑞院都事、奎章阁博士,与虞集等常侍文宗左右,负责鉴定内宫书画。擅画墨竹,师法文同,亦作山水画。书法取法唐人,宗欧阳询,紧峭劲拔,刚柔相济。柯九思“21岁初上京师,陪赵孟頫胜集,与赵雍相识”。受赵氏影响颇深,书法虽自有而貌,但仍可看到赵孟頫的风致。

元朝入主中原后,促进了各民族人民文化交流,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少数民族书法家。其中以康里巎与其兄康里回回最为有名,号为双璧。康里巎(旧称巎巎),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康里(今属新疆)人。康里巎的祖父追随元世祖征战有功。父亲康里不忽木官至平章政事,曾上书元世祖,提出兴儒学,并建议国子监设立书学,以传授书画技艺。在家庭的影响下,康里巎幼年时就在皇家图书馆受过汉文化教育,博通群书,爱好书法。17岁时任集贤待制的康里巎,结识了将近六十的时任集贤侍讲学士的赵孟頫,遂成为忘年之交。任道斌先生还撰文指出:“康里崾崾也吸收了赵体笔画圆润、笔力扎实的长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另一些康里巎巎墨迹,如《跋赵书常清静经》中之‘马’字,如《杜秋娘诗》之“测’字等,皆从赵体中学来,道媚宛转,伸展自如。”

康里崾崾受赵孟頫等书法前辈影响,师法晋唐。其正、行、草书无所不能,甚得晋人笔意,落笔如疾风骤雨,自言一日能书三万字。“识者谓有晋人笔意,草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陶宗仪《书史会要》云:“巎巎刻意翰墨,正书师虞永兴,行草书师钟太傅、王右军,笔画道美,转折圆劲,名重一时。”有人将他与鲜于枢与赵孟頫并列的元代三大书家,又有人将他与赵孟頫并称为“南赵北巎”,在元代后期有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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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是他儿子写的。,这图片里的字跟赵孟頫有半毛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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