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好字无忧

黄庭坚（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

著有《山谷词》，且黄庭坚书法亦能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开创者的李志敏评价：“黄庭坚引鹤铭入草，雄强逸荡，境界一新”。

如果要评选北宋中后期的先锋艺术家，在我看来，黄庭坚可能要算得上最好的一位。在那个时代，摆脱苏轼的影响殊非易事，更不要说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黄庭坚作为”苏门“最年长的弟子，不但在诗文方面别开生面、开宗立派，书法也能不囿于师法，不但度越时辈，还可与古人争胜，真可谓大志者与善学者。

鉴于他在草书上达到的境界异峰突起，远迈时贤，其贡献绍于晋唐，很多人将这位江西诗派的鼻祖看作天才。不过事实上，在北宋时期，艺术天分高于黄庭坚者大有人在，因为满足小成或者分心政事，最终都堙没于时代;黄庭坚则是目标专谨，一步一进，终生修持，以渐悟与顿悟的交替，不断超越自身局限，逐渐抵达澄明之境。天才一词，抵消了黄庭坚上下求索的存在状态及其普世意义。

黄庭坚草书初学时人周越。苏轼以周越书为“险劣”，米芾则评周越书为“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黄庭坚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道出了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

无疑，黄庭坚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黄庭坚草书的成熟还得益于其书外功的参悟。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外，他还有一段自道可说明因缘：“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笼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黄庭坚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

元丰三年，三十六岁的黄庭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的观点，展示出过人的抱负与高远的追求。这当然不是一时的冲动之论，在整个青年时期，“自成一家”的信念已经贯穿于他的日常生活。

在别处的赠答诗句中，他一再表达这一坚定和果敢的艺术立场：不为牛后人!比如《赠高子勉四首》之一：“妙在和光同尘，事须钩深入神。听它下虎口着，我不为牛后人。”又比如《再用前韵赠子勉》：“行要争光日月，诗须皆可弦歌。著鞭莫落人后，百年风转蓬科。”在北宋群星璀璨的文化高峰时代，这可以看作一种代际之间的“超越焦虑”，其与苏轼“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的感叹，可谓异中有同。　正是这种“不为牛后人”的超越焦虑，引领着黄庭坚在艺术大道上不断精进，这一特质在他的草书探索过程中，更是体现无遗。

据他自述，早年学习周越草书，沾染上“弄笔左右缠绕”的习气，且笔法不熟，笔力软靡，俗气难脱，这种状况直到元祐三年《浣花溪图引》尚有表征。

自元祐初期聚游于苏门，在老师及苏门友人钱勰和王巩等人的批评氛围中，中年的黄庭坚反省到自己草书“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于是暂时地放弃了草书创作。“余少拟草书，人多好之，唯钱穆父以为俗。初闻之不能不慊。已而自观之，诚如钱公语。”对于自视颇高、追求“韵胜”的书家而言，其鄙夷俗书也到了毫发不容的地步，因此他做出了宁可不写草书的选择。虽然态度决绝，但实际上他对古人草法的关注和探究一如既往。

在后期的书论中，黄庭坚一再提到“少近古人”“去古人不远”，明确流露出希冀与古人争胜的心情。这样的思想背景与自我定位，使他在严肃的笔墨锤炼中，逐渐拉开了与同时代书家的距离，进而成为宋代草书的代言人，奏响了盛唐之后沉寂四百余年来草书艺术的又一强音，以独特的面貌雄视千古。

现存书迹中，能看到略早的后期草书已是绍圣二年左右(1095)的作品(《寄贺兰铦诗卷》，黔州)，此时的笔墨气象已经大为不同。而这之前的《熙宁帖》(1078前后)、《浣花溪图引》(1088)等作品，正有俗笔不工之虞，一如苏轼的批评说“草书有俗笔”，在这些前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苏门友人批评所产生的缘由。正是在这种求韵与斥俗的氛围中，黄庭坚始终保持着对草书创作的警惕，不轻易落笔，也不轻易示人，直到后来体悟笔法真谛。

“绍圣甲戌，在黄龙山中，忽得草书三昧，觉前所作，太露芒角……”(《书自作草后》)。“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草书老杜诗后与黄斌老》)。绍圣四年正月，当苏轼从友人手中看到黄庭坚所作草书后，叹赏不已，以张融“恨二王无臣法” 的典故表达了对其笔法新意的认可。晚年的黄庭坚也曾在《跋此君轩诗》中自负地说：“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

从书体的角度看，黄庭坚处处以其师苏轼为坐标、为参照，力图有所超越并自成一家，他的精进追求与艺术成就，因为坐标本身的高远，以及自己持之不懈的努力而不断达到更新的境地。白政民在博士论文《黄庭坚诗歌研究》中谈到，在诗歌创作方面“黄庭坚虽游于苏门，但他有不为牛后人的气概和求新求变的精神，所以在步武东坡时，能有所趋避，从而自成一家”。其实不仅是写诗，书法方面亦然。

后期草书的气象可以证明，黄庭坚书法成就是有出蓝之胜的。苏轼在惠州时所见黄之草书，还仅仅是其初悟草法的作品，并非高峰期之作，远不能同更后来的《诸上座帖》《李白忆旧游诗卷》等书迹相比。可以想象，设若东坡能在世看到《诸》《李》等帖，以其胸襟气度，必将感叹黄为当朝草书之冠。可惜在黄庭坚的晚年，苏门友人已纷纷下世，知交零落，徒添山谷老人曲高和寡的孤独。

早在王安石主政期间，天下士人出于功名心态翕然学王书，跟风者众。而王安石曾评价黄庭坚诗文说：“黄某清才，非奔走俗吏。”显然是颇为赏识的。黄庭坚没有向政治上如日中天的王荆公走近，而是选择与外放不得志的苏轼订交，显然更多是源于个性与志趣上的投合。至于黄所钟情的书法，王安石也始终只是信手而已，并未投入多大的心力，其水平未臻上乘。以是观之，苏黄的订交，终其一生穷达的轨迹，更多表现出政治立场上的患难与共，与文学艺术上的惺惺相惜。

作为宋代文坛盟主的苏轼对黄庭坚始终期许很高，甚至还曾戏仿黄庭坚的“山谷体”作诗，苏黄齐名的诗歌与书法成就，也完全印证了苏轼当年的眼力与盛赞。而黄庭坚的交游选择，也充分体现出了他度越时辈的眼力。黄庭坚一生评价苏字艺术成就的文字很多，且大多已成为品评名句，如“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跋东坡墨迹》);“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跋自所书与宗室景道》)等。对于苏字“韵胜” 的深刻理解与体认，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黄庭坚对书法艺术的卓越认识。

事实上，不论古人今人，只有在真正的、具有永恒价值的高峰面前，努力攀登并力图超越，才能最终成就另一种伟大。

对于师生的成就关系，韩退之一语道出了至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就草书而言，黄庭坚已经超出苏轼远甚。晚年的一段跋语，尽管委婉，依然表明他的自我评价已经越出师门，直抵古人，读来令人击节：“建中靖国元年十月，……为邦直作草，颇觉去古人不远。然念东坡先生下世，故今老仆作此无顾忌语。‘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不如今’者，特戏言耳。”(《跋自草与刘邦直》)

好个“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不如今”。大概正是这种自觉的历史意识贯穿于一生的探索，黄庭坚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后世瞩目的，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说，“黄山谷清癯雅脱，古淡绝伦，超卓之中，寄托深远，是名贵气象。”黄字在南宋已为天下翕然所从，自明清以来又影响了如祝枝山、文徵明、王铎、傅山、八大等众多大家，越来越展现出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

历来有成就的书家，天资才力之外，志向高远，不甘人后，因此对于自己尊崇的老师，也并不盲从，老师既是学习取法的对象，也是创造立新的潜在对手。苏黄终生不渝的坚贞友谊，与艺术追求上的分合关系并不矛盾，苏黄交游对彼此艺术产生的深远影响，对有宋一代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正体现了精英文化传承过程的内在规律与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