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摘要：在研究沙孟海生平的著述中，还没有人系统地论及他对孙中山的景仰之情。笔者通过史料搜集与整理，发现在他生命的不同阶段都有与孙中山相关的轶事可资挖掘：十二岁时对篆文“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的辨识，二十七岁时与四弟谈三民主义，到三十岁前后书“中山公园”匾额、《总理遗嘱》碑文、“孙中山先生演讲处”条幅，乃至耄耋之年重书“中山公园”匾额、为加拿大温哥华中山公园华枫堂题写“春秋多佳日，林园无俗情”楹联，以及义无反顾地担任杭州逸仙书画社名誉社长，为书画展销挥毫泼墨、为美术教育殚精竭虑、为结集出书出谋划策等等，无不体现了他对中山先生的深厚感情。本文择其有代表性者，进行挖掘与梳理，以丰富沙孟海生平史料。

关键词：沙孟海，孙中山，书法，碑迹，画跋，篆刻

一九一一年，沙孟海（1900-1992）在锦堂学校附小读书时，对报载的篆文印样“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的辨认，我们可以确认在他年少的记忆中应该已经留下了孙中山（1866-1925）的印记。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记中提到，他在家“与四弟谈共产党事，党中人数实不多，而外间谣传三人成虎，几于谈之色变，共产之论首创之德人马克思（一八一八年生一八八三年死），实行之者始于俄人列宁（一八七O年生一九二四年死），而中国之输入则由于陈独秀、孙中山高谈三民主义实亦共产之预备也。”[1]可见此时的沙孟海对孙中山其人其事是有深刻了解的。

后来他为杭州中山公园写匾额、宁波中山公园写碑文、温哥华中山公园写楹联，以及为孙中山曾经到访过的史迹点及杭州逸仙书画社留下诸多墨宝，其中有不少还直接引用了孙中山的名言警句。这一切，无不流溢出他对孙中山先生深厚的景仰之情。本文兹从这些有关的史料与轶事中择其有代表性者，进行挖掘与梳理，以期在研究沙孟海生平，缅怀与弘扬沙孟海思想精神方面有所补充。

“中山公园”匾额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杭州“市政厅拟将西湖公园改为中山公园”[2]；一九二八年三月浙江“省政府以西湖本为一大公园，前设孤山公园毫无意义，兹拟改为中山公园以垂不朽，业经政府委员会决议通过并令杭州市长照办”[3]。当年中式门楼的上方匾额正中，就是时任浙江省政府秘书处第二科科员沙孟海题写的“中山公园”四个大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山公园（自藏老照片）

按照沙茂世的说法，“1928年初，时任杭州市市长的陈屺怀先生，命当时在书法上小有名气的沙孟海书写匾额《中山公园》（隶书），沙因当时初到杭州又年轻，故未署名。惜此匾额在‘文革’中被砸，现在的匾额系1981年应杭州市园林局之请，由沙孟海重新书写的。”[4]

源于《墨香飘四海　沙孟海题山川名胜书法作品影集选》第52页

一九九四年冬，这块用行草重写的“中山公园”匾额曾一度被摘下，原因是要将中山公园改名为孤山公园。后经张令杭、朱馥生联名写作《杭州中山公园史考》（1995年3月29日《联谊报》第3版），通过媒体据理力争，终于让有关部门挂回了原匾，另行在孤山北麓建孤山公园。

《总理遗嘱》碑文

一九二九年夏，宁波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在城内中山公园修建总理遗嘱碑亭，由沙孟海题写《总理遗嘱》碑文及额。文化大革命后碑文尚存，惜碑额已不见矣。[5]其实，碑额“总理遗嘱”四个大字并无破坏，不见的只是石碑的基座。

根据史料记载，石碑“一面是总理遗嘱，一面是宁波中山公园碑记，都是当代书法家沙孟海先生青年时期的手迹，甚为珍贵。文革初，遗嘱亭被拆除，石碑下落不明。直到1980年，建造盆景廊时，才在花房内发现。遗嘱碑长215公分，宽90公分，厚22公分，重约1500斤，当时就移到公园办公室前保存起来，基座太重，只好移到工具房前。1981年夏，修正园河西边的石磡，石料不够，公园管理人员把基座剖开当作石料，等到技术人员闻讯赶来，已来不及挽救。”[6]

碰巧那一时期沙孟海在与一位老友闲谈时，提到了年青时在宁波所写的这些碑石，并委托这位老友协助寻找。这位老友回甬后很快找到了这块“总理遗嘱碑”，并请天一阁精通拓印的师傅拓成拓片，带给在杭州的沙老。在沙老过世后的第二年，沙老家属遵循沙老生前遗愿，将沙老收藏的“总理遗嘱碑”拓片以及沙老作品遗物数百件一同捐赠给了沙孟海书学院。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在赴台湾举办《沙孟海书法遗作展》时，该拓片作为三十二件作品之一运往台湾展出，让海峡两岸同胞一起重温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为实现海峡两岸的早日统一作贡献。

一九八九年十月初，沙孟海与四弟史永赴甬再次探望故居时，首日上午与宁波市委书记孙家贤、鄞县县长翁礼华同访天一阁，观黄山谷诗卷及万季野明史稿。[7]下午专程前往中山公园，特意去看那块幸存的“总理遗嘱碑”。此时碑石依然碑文朝内靠在墙边，沙老特意翻转碑石，当拂去碑上的杂草沙土看到文字时，沙老证实了这正是他当年的手迹原碑。并告诉随行人员，这块碑虽未署款，但碑石的正文和碑额上“总理遗嘱”四个大字都是他所书写的。

比对各个时期中山公园（中山广场）的平面图与照片，最初的总理遗嘱亭位置应该是在今中山公园门楼与景行牌楼之间的中轴线上，高台圆顶圆柱圆护栏似乎均是石质的欧式凉亭，名曰中山亭。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原址重建亮相的民族式琉璃瓦四方型是不一样的，与现在见到的飞檐重瓦红木的仿古楼阁式（一九九八年重建）也是风格迥异。

总理遗嘱亭，摄于2015年3月28日

细察今中山广场法治文化公园内的总理遗嘱碑，碑石为宁波的梅园石，高202公分，宽90公分，厚22公分。碑阳无上石时间及书丹人名，碑额“总理遗嘱”四字纵向排列，正文含落款共八列，满列25字，共计160字，首行平齐，碑额及正文均由楷体书写，“字为沙氏所书当无疑”[8]；碑阴无字迹，平整如碑阳。据上引可知，碑阴尚有《宁波中山公园碑记》，如有凿除，必有刀痕。难道此碑是据拓本新刻的？

好在沙老1989年时曾向随同人员描述过当年遗嘱碑亭的景致，称当时碑亭中所立的二块碑石大小相同，碑文朝向相反紧贴在一起[9]，难怪当年很多人将其误看成是一块石碑双面刻字了。甬上名儒周闪耀先生提供的一份《沙孟海青年时代留在宁波地区碑石》名录中，称“总理遗嘱碑”和“中山公园碑记”是二块碑石，也印证了当年碑亭中实为二块碑石的史实。

兹录《总理遗嘱》碑文如下：

总理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以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中华民国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文

　　遗嘱手迹上的落款为“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孙文”与此碑的落款“中华民国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文”正好相差一个月，真不知道是当初沙孟海书写时笔误，还是石碑因风化或人为损坏，致使“二”字正好脱落了上面一点。

“孙中山先生演讲处”条幅

一九二八年暑假，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将大礼堂（原讲堂）两翼平房加楼一层，增教室六，因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孙中山曾在此作演讲，故同时募款建造了总理纪念厅。后又请沙孟海书写了“孙中山先生演讲处”横幅，悬挂于讲堂的窗框处。

源于民革浙江省委会官网（2006年11月12日）

一九八六年适逢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由宁波市政协倡议发起，浙江省宁波第一中学（由原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在一九三三年更名为浙江省立宁波中学，一九五四年再次更名而来）与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共同出资，在校园大草坪建立了汉白玉大理石的“孙中山先生演讲处”纪念碑，正面金色碑文镌刻的就是当年沙孟海题写的横幅，只是因碑石设计原因，将这八个字分成“孙中山先生”与“演讲处”两行排列了。

“孙中山先生演讲处”纪念碑，摄于2016年8月4日

但民革的朱馥生老先生在《我与沙孟海先生的交往》一文中，写到宁波各界准备建“孙中山先生演讲处”纪念碑时，“沙老闻讯，就主动为家乡这块纪念伟人的石碑题写了‘孙中山先生演讲处’八个大字。这块纪念性石碑呈横长方形，下设碑座，竖立于高两米的平台上。由于碑体形制所限，沙老用横写写成两行，别具一格。”

从曾悬挂于讲堂窗框的“孙中山先生演讲处”横幅与“孙中山先生演讲处纪念碑”做一比对，显然朱老的记述是错误的。首先，两幅照片上的字迹是一样的，也就是纪念碑用的是沙老年轻时的题字（笔者初步判断是一九二九年所写）而非建碑时新写的；其次，“孙中山先生”与“演讲处”分两行排列也并非沙老所为。由于朱老乃浙江孙中山研究的前辈与权威，又与沙老有近四十年的交往，他所叙述的孙中山、沙老的故事，很容易被社会大众甚至学术界接受的，因此特借此文予以指出。[10]

逸仙书画社三轶事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以孙中山先生的号逸仙命名、由民革浙江省委会创办的杭州逸仙书画社（即浙江省逸仙书画院前身）诞生了，作为书画家自愿参加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旨在以书画为纽带，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精神，团结海内外人士为促进祖国统一事业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会长的沙孟海，欣然接受邀请，出任名誉社长。

为“孙中山先生像”题跋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十八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全国性的书画展览会。逸仙书画社社员陈宁尔（1942.8-　），根据一张孙中山在1924年12月4日天津张园行馆门前的留影，配上自己想象的“青松明志、高风亮节”为背景，用油彩画出了水墨立轴中堂《孙中山先生像》（300x120cm）送展，名誉社长沙孟海亲自题跋：“孙中山先生象　陈宁尔敬绘　沙孟海敬题”并钦印。

源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书画展品集》第四六幅

此次展出的近三百幅书画篆刻作品，有孙中山及其他革命先烈的遗墨；有当时健在的辛亥革命老人的作品；有当代名家及民革党员的作品。由于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性、思想性与代表性，因此取得了观众逾十几万，影响极其广泛的效果。民革中央又将其结集成《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书画展品集》，于一九八三年十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孙中山先生像》被收录在第四六幅。

原画经作者授权，以民革浙江省委会与杭州逸仙书画社的名义奉送给了民革中央，被悬挂在民革中央办公楼一楼的大厅。一九八九年四月，民革全国四化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时任浙江民革名誉副主委的周永年（1908-1990）还特意在油画前留了影。[11]但令人不解的是，二OO八年六月十五日此画竟出现在中鼎国际的拍卖场上，估价人民币二百六十万至三百五十万元，最后以人民币六百六十万元被神秘买家拍走。[12]

中山名言点社旨

一九八二年秋冬时节，逸仙书画社在西湖蒋庄办书画展销，请沙孟海写幅书法来提高社会的知名度。沙孟海写的是中山先生的名言：“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笔力遒劲，人见人爱。不仅内涵深厚，而且点明了书画社的宗旨：逸仙书画社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号为社名，正是为了继承与发扬中山先生爱国、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幅书法，书画社作为非卖品，将其悬挂于正厅，以彰显逸仙书画社的党派特性。不想没几日，有一位日本的书法收藏家点名要搜购沙孟海、诸乐三、费新我三位浙籍书法名家的展品，而且特别喜欢沙老的这幅“中山遗训”，执意要买。

“如果展厅上没有沙老的书法，那还成什么样子！”时任副社长的楼浩之只得硬着头皮前去与沙老商量，没想沙老竟慨允再写一张，并说这“一是以艺会友，促进中日交流；二是弘扬中山精神”。[13]

关于这幅书法，沙茂世在编写《沙孟海先生年谱》（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5月）时，将其放在了“一九八一年七月”下——“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先生为省民革筹建的‘逸仙书画社’书孙中山先生名言：‘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条幅。”但毕竟朱馥生是当事人之一，也是这一轶事的原始出处，况且他还保存着此幅作品的照片，因此笔者以他的叙述为准。

指导《纪念孙中山先生篆刻集》编纂

一九八六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逸仙书画社酝酿出版《纪念孙中山先生篆刻集》，“在搜集资料时，深得沙老的嘉评”[14]与指导，以中山先生的部分名号、名言警句、政治主张、哲学思想、建设祖国的宏伟设想及后人对他的历史评价作为篆刻内容，在一九八八年十月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

治印的六十余位全国知名篆刻家，出于对中山先生的敬仰及沙老的号召，为宣扬中山先生的遗教，铁笔银勾、深情凝聚，把中国的传统篆刻艺术和纪念孙中山先生功勋结合起来，使人们在欣赏篆刻艺术的同时，可以得到思想上的教益和启示。不仅是美的享受，也能振奋“天下为公”的精神。

该集汇集了现代篆刻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精华，也是篆刻艺术上的一次集锦。在章法、布白、取势、依让的抉择上各有所长，表现出篆刻艺术继承和创新结合的生命力，被海内外华人称为“填补了用我国传统篆刻艺术形式纪念中山先生的这块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