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白娟 /文

摘　要：魏晋时期的书法艺术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被世人称为“书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由于汉魏时期封建帝王、贵族和士大夫对书法的喜好，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古代书法教育基本形态的建立。文人雅士间的书法品鉴经过不断地衍化，形成了书法教育的源流。官私结合的书法教育模式，构成了魏晋时期书法教育的主体形态。此外，经典的书法范本、书学理论的发展和书写工具的改善均对魏晋时期的书法教育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魏晋时期书法美学思想的高度发达，时代的审美风尚也直接影响到书法的教育和传承，进而形成了“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一代魏晋书风。

关键词：书法品鉴；官学；私学；书学理论

从公元220 年魏文帝曹丕称帝至公元420 年东晋司马氏政权被刘宋政权取代，史称魏晋时期。这个时期既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又是一个思想和艺术较为繁荣的时代。在该时期，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更加渴望心灵的安顿，由此也迸发出了对文化创造的热情。从曹魏时期开始，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关注便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宣和书谱》称魏文帝曹丕“善飞白书，时于宫中戏为之”，晋武帝司马炎“喜作字，于草书尤工，落笔雄健，挟英爽之气”。由此可见，从魏武帝开始，帝王也介入书法的学习和创造中。此外，一些达官显要和士大夫对书法的喜爱程度不断提升，并将书法从社会底层的简单劳作，演变成了一门高雅的技艺，这也为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基本形态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基本形态初步建立和逐渐完善的时期。本文将从以下五方面分析魏晋时期书法教育的基本特点。

一、人品书品藻鉴相扇的士族书法教育形态，形成了魏晋书法教育的源流

魏晋时期，文人雅士，风流绝代。山林之间，雅尚清谈，好品藻，弄尺牍，有书名者众多，或是父子师友，或是姻亲故旧，尺牍珍重，高自标举，品藻相扇，相互砥砺，突出代表了士族书法艺术教育的特点，正是在这种显赫风流、雅尚竞爽的文化氛围里，以人文为宗，于品藻赏誉、书笺往还之间，建立起了独标韵致的书品，形成了士族书法教育形态。他们以先哲时贤为楷模，师承正宗，视“法”如不见，品书如品人，经过不断衍化，形成书法教育的源流，开启了后世文人书画艺术教育的先声，这是中国书画艺术教育基本人文品格标准的初步确立，也是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基本形态建立的文化本质要求，其根本性质，即于营建书品的过程中完成教育的过程。

二、官私结合的书法教育模式，构成了魏晋时期书法教育的主体形态

（一）官方设立专门的书法教学机构汉末以来，帝王及贵族、士大夫重书、好书的雅好，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为官方书学机构的设置奠定了基础。《晋书·荀勖传》记载： “勖领秘书监，立书博士，置子弟教习，以钟、胡为法。”这是在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史上，以书法艺术教育为主要目的的国家教学机构初设记录。“书博士”的设立，标志着官方书法教育机构的正式建立，也是汉代黄门画工、尚方画工以及鸿都课试书篆等官方活动衍化出的官方美术教育制度化职能的进一步深化。

西晋官方书学机构的设立，由秘书监荀勖主持，“立书博士，置子弟教习，以钟、胡为法”。所谓“以钟、胡为法”，钟即钟繇，胡者胡昭，皆为前朝魏时书法名家。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其中，“传秘书教小学”的“章程书”与当时书学教育的关系最为密切。

由西晋设立官方书学机构的概况可了解如下内容。其一，设置基本完备。主管机构为秘书监，由书、画并有时誉的荀勖职掌，博学工书的张华亦参与其事。教授官为“书博士”，以前朝书名最著的钟繇、胡昭书法为师范，指导专置的子弟即学生进行教习。其二，教习的书体以钟、胡最善的楷书正体为主，或兼涉行书。荀与钟、胡同郡，师承关系密切，有很高的书法艺术水平，其书法教育的艺术品流方向明确。其三，从张华所云“与荀勖共整理记籍，立书博士”，以及羊欣所云“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的记载来看，教习过程亦可能同时涉及古籍整理等学术内容，甚至包括抄录《急就篇（章）》一类教本。唐人颜师古以及宋太宗都有钟繇书《急就章》的鉴藏，记录书法艺术教育的要求和制度。官方书学机构有基本完备的也可能兼涉“保氏教国子以书”的传统书法普及教育职能，其制度虽然在隋唐以前没有特别的发展，但它的初设，对中国古代美术教育的历史发展尤为重要。

（二）私学即是以书法家学为主的书法教育师承形式魏晋时期，在门阀世族社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世族书法家学，与官方“立书博士”的书法教学机构制度相比，其属于私学。以家学为主的书法教育师承形式，可以上溯至秦汉，如张芝、张昶兄弟相学，蔡邕、文姬父女相授。魏晋时期，先有钟繇、钟会父子师法，继而演变为书法世家。社会生活方面，魏晋以来突出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的门阀世族结构，造就了士族阶层的书法家学和特殊的士族书法艺术教育源流，在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些士族位高势重，名望显赫，或太傅、司徒如钟氏父子，或职任尚书台如卫瓘、索靖，或“文章盖世”如陆机，在朝中、在士林，俱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南朝萧梁袁昂《古今书评》已有定评。郗、庾、谢、王四氏为书法世家，但师法并不固守家门。如郗愔师卫氏，庾翼师张芝，谢安师王羲之，王廙师张芝、卫瓘，王羲之先师卫夫人、王廙，后师张芝、钟繇，王献之“幼学于父，次习于张”。或信而好古，上追前哲，或从善入流，取法时俊，都以宗正为要。

总之，每个士族书法世家都是一个群体，带有不同程度的集体性。在同一代人中，一般有多人爱好书法，他们彼此影响，互相促进，创作了许多经典的书法作品。从历史来看，都是几代人上下承接，连绵不断，每一代都有人在书法上取得杰出成就。这些书法世家之间彼此取长补短，差异逐渐缩小，共同促进了书法艺术和教育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士族家学和官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半官方性质。因此，也可以说，半官半私、官私结合的书法教育模式共同构成了魏晋时期书法艺术教育的主体形态。

三、经典的书法范本及书学理论的发展对魏晋时期的书法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书法范本方面由于魏晋时期离汉魏不远，张（张芝）、钟（钟繇）、卫（卫瓘）、索（索靖）的书迹尚有遗存，士族势大财雄，裁鉴又高，罗致非难，因此，前贤笔墨真迹，遂为学书范本。如庾翼渡江前有张芝章草十纸，王导有钟繇《宣示帖》衣带过江，后在王羲之处……

（二）书学理论方面在汉魏六朝以前，中国没有专门系统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只有一些零星片断的美学思想散见于先秦诸子著作中，如书学上的“骨”论、“势”论、“古质今妍”说、“意在笔先”说、“天然功夫”说、“形神”观、自然观、中庸观等。迄至魏晋时期的书论，开始自觉地用言、意理论来阐发书法的特征，比如，成公绥《隶书体》一文提出“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有意晓”。隶书虽以端凝方正为特征，但也须传达出其中的“意”。至于草书，更是讲究意的神巧，如索靖《草书状》云：“蝌蚪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滋生。”而这种意蕴，是言词所难以传达的。入晋以后，卫恒《四体书势》和卫夫人《笔阵图》，是魏晋时期内容比较详备的书法理论著作，一重书体源流特征，一重用笔法式，均属中国书法理论初建时期的重要文献。其中，《笔阵图》流布尤广，多被后世书法教学引为经典。《笔阵图》一文议论精省，“笔阵”（笔画）归纳准确，法理相通，此文在其家族内流传，则为其书法家学教育纲领和教学法则。公之于众，“庶将来君子，时复览焉”，则为书法教师之典则和习书生徒之门径，是具有纲要性的重要书法教育文献。

四、书写工具的改善为书法的修习和传授提供了重要条件

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世称“蔡侯纸”，纸的大量生产和广泛应用，代替了竹木简和缣帛。新疆和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大量经卷和残纸，其时代多在魏晋，说明当时纸的运用已经非常普遍。这一时期，笔的制作也有很大改进。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记载了魏国韦诞的制笔方法。他选用兔毫和羊青毛，使其软硬相辅，用起来更为得心应手。东晋时，笔有“鼠须”“鸡距”等类。除笔、纸外，砚和墨的制作技术也有了长足进步，晋代的文房四宝，已相当精良，这也为书法艺术的修习、传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正所谓“尺牍之迹，动为楷模”，即士族、名士之间，书笺翰墨，雅相往还，名家书函手迹，于赏玩之间，成为士族名流取法时贤的书法模范。因此，书写工具的改善，不仅拓宽了书法家的创造天地，而且也对书法的普及和繁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五、书法美学思想影响魏晋时期的书法教育

魏晋时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属于一个动荡不安但思想高度自由的历史时期。由于这种特殊的时代特征和儒道佛玄等哲学风尚的浸润，形成了包括书法美学思想在内的高度发达的学术思想。魏晋文人追求恬淡玄远、清新自然的思想境界，所以，体现在作品中便是：飘逸、潇散、简远、超逸、恬淡、平和、自然、蕴藉……这种无限超越世俗而趋向自由、生动、妙趣盎然的艺术风格，成为古典美学的典范，弥漫于整个时代，形成了时代的审美风尚，同时，也影响到这一时期的书法教育。基于这样的接受主体和接受环境，魏晋书法家在自身的内在精神和风度气质上，尽量使自己与时代的审美风尚相一致，讲究作品的“气韵”和“风神”。因此，这时的书法教育顺应了这种审美风尚，并得到审美主体的接受和认同，经过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一代魏晋书风。综上，魏晋时期书法教育的主体形态是官私结合的书法教育模式，是书法品鉴活动的不断衍化，形成了其发展源流。经典的书法范本、书学理论的发展和书写工具的改善均对魏晋时期的书法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书法美学思想的高度发达、时代的审美风尚也直接影响到书法的教育和传承，进而形成了“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一代魏晋书风。纵观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史不难发现，魏晋时期的书法教育不仅是秦代的“书同文” 及汉代黄门画工、尚方画工以及鸿都课试书篆等官方活动衍化出的官方美术教育制度化职能的进一步深化，也为隋唐时期完备书法教育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对后世书法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