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的中兴时期。沉寂数百年的篆、隶书体，既重整旗鼓，又脱古鼎革，形成新的风格流派。真草隶篆各体相互汲取和交融，形成以隶入篆、以篆写草、草隶相间、隶楷互参的多种面貌，标新立异，纷创新格。碑学兴起和繁荣，不但取得了可与千余年帖学相辉映的显赫成就，而且以方兴未艾之势影响着近现代。一批影响深远、开宗立派的碑学名家涌现出来，如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人。碑学的成熟，也使帖学改弦易辙，汲取碑学之长，突破成规，呈现新生契机。具体而言，清代书法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包括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帖学尚盛、碑学始倡阶段。
清初书法仍沿袭晚明风气，许多官僚文人在经历朝代更迭和动乱岁月后，沉缅于书法，步黄道周、倪元璐后尘，继续追求硬倔、怪异书风，以倾吐郁结之情，其中最著名者为傅山、王铎。另有一批遗民不满清王朝统治，隐遁山林、寺院，寄情翰墨。他们往往借书法抒发自己郁懑胸怀，故而作品个性强烈，风格独特。“清初四僧”中的明宗室后裔石涛、朱耷堪称代表。还有一批书法家从秦汉碑铭中汲取营养，试图以隶书的精密结构和遒健用笔，来纠正圆媚靡弱的书风，名家有郑置、陈恭尹、万经、朱岷、朱彝尊、王时敏、巴慰祖等人，其中以郑蘆的“草隶”最富创意。同时，占正统地位的晚明帖学大家董其昌的书风影响很大。
康熙皇帝十分推崇董字，帝王的爱好影响朝野，遂蔚成风气，凡朝廷考试、斋廷供奉，皆以董字为尚，并逐渐衍变成仕途捷径的“干禄”正书，成为清代“馆阁体”的滥筋。当时宗帖学和学董字的书家很多，如并称“康熙四家”的姜宸英、何焯、汪士鉉、陈邦彦，受董字影响又较有个性和成就。方亨咸、杨宾宗二王，吴雯法柳公权、米芾，普荷、龚鼎擎、查士标、祁豸佳学董其昌，皆名重一时。中期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碑学勃兴时期。受严酷的文字狱的影响，许多文人学士转向与世无涉的考据之学。对文献、实物的稽查、考证，使地面的碑石、铭刻和地下的金石、墓志不断地被发现。
至乾、嘉时，古文字学和金石考据学已十分兴盛，对碑刻、金石的摹拓临习风气也越来越盛，碑学遂日见兴隆。其时虽并重金石，但仍倾重于石，并以宗法秦汉唐碑为主，篆隶古体遂得到进一步弘扬。碑学书家中，邓石如的篆书和伊秉绶的隶体，以全新的风格，蔚成声势煊赫的流派。经济繁荣的扬州地区涌现出一批反正统、轻摹古、不随时流，标新立异的书画家，以“扬州八怪”为代表。他们不仅在绘画上创立怪异风格，书法上也立志革新，探索从碑铭中汲取营养，以突破“帖学”樊篱。他们的探索虽未臻成熟，亦失之于“怪”，却有力推动了破旧立新的思潮。其中以金农、郑燮两人最富独创性。碑学勃兴的同时，帖学仍较流行。但由于乾隆皇帝对赵孟頻书法的酷爱，帖学由尚董变为崇赵，圆润丰腴的赵体，取代了纤细疏秀的董字。
而且赵体被强化了规整、圆润、端丽、柔媚的一面，遂形成了馆阁体，代表书家有张照、梁诗正、汪由敦和董邦达、董诰父子等。一些崇尚帖学的书家，泛学前贤，并融入个性，不受馆阁体约束，成就比较突出。著名的有北方号称“乾隆四家”的翁方纲、刘塘、成亲王永理、铁保，南方并称“梁王”的梁同书和王文治。晚期指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为碑学拓展、碑帖杂糅时期。学碑更多崇尚北朝碑刻，在篆、隶继续流行的同时，真、行、草书也新貌纷呈，代表书家有何绍基、赵之谦和吴昌硕。光绪至宣统、民国初，书法家对新发现的殷商甲骨文、敦煌汉晋木简、纸书、帛书及各朝写经等书迹发生浓厚兴趣，取法途径更为多样，同时对疏离已久的帖学也重加审视，于是出现了碑帖杂糅的局面，形成又一转化趋向。
著名书家有扬沂孙、莫友芝、吴大澈、杨岘、俞樾、张裕钊、翁同穌、李瑞清、沈曾植、康有为、杨守敬等人，各擅一体，影响及于民国、当代。清代书法史论著作，较明代丰富，还出现了几部著名的专著，影响后世深远。理论著作有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影响都很大。其他还有宋曹的《书法约言》，梁讞的《评书帖》，刘熙载的《书概》，蒋和的《学书杂论》，周星莲的《临池管见》等。史传专著不多，震钧的《国朝书人辑略》为较完备的清朝断代书史，另有厉鹗的《玉台书史》等专史，其他多与画家史传合一。论及书体和类似字典的著作较多，计有顾蔼吉的《分书偏旁五百四十部》、陆绍曾和张燕昌合辑的《飞白录》、陶南望的《草韵汇编》、石梁的《草字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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