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白蕉书法欣赏

白蕉(1907-1969)，本姓何，名治法，又名馥，字远香，号旭如，又署复翁、复生、济庐、海曲等，别号有云间居士、束海生、法天者、养鼻先生、不出不入翁、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等。上海金山人，能篆刻，精书法，亦擅长画兰，能诗文。白蕉是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帖学方面的杰出代表。他的书法艺术深入晋唐，自出机杼，气息清新，韵味淳厚。诸体之中尤以行草尺牍见称，每于兴至，信手挥洒，天机自动，不见端倪。曾为上海中国画院筹委会委员兼秘书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专职干部。

1907年11月3日，白蕉出生于上海金山县张堰镇。

1919年，白蕉12岁时，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政局陷入混乱，所以在学生时代，他积极投入报国爱国的热潮，曾担任重山县青年部长，并与进步同乡创办进步刊物《青年之声》，宣传爱国思想，同千百万工农群众去迎接北伐军。

1923年，白蕉16岁时，告别故乡，考入上海英语专修学校，通过同学蒋丹麟结识徐悲鸿，与徐悲鸿、周练霞、徐建奇，和戚石印夫妇一起加入蒋梅笙组织的诗社。稍后，白蕉又结识于右任，现存白蕉最早作品即1926年与于右任合作的书法长卷。

1937年，抗战爆发，白蕉避难上海，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与高逸鸿、唐云、张炎夫等组织“天风书画社”，并以诗书与郭晴湖订交。同时，积极参与徐悲鸿举办义卖画展，为难民募捐。

1941年，白蕉34岁，与金学仪成婚，徐悲鸿赠送《双青毛竹图》中堂，白蕉作诗“代简一首”寄徐悲鸿以表谢意。

1948年秋，国内局势大定，白蕉回乡探望母亲。伪县长为拉拢知名人士宴请乡绅，亲自邀请白蕉赴宴。白蕉坚辞不得，被强之以去。席间，伪县长发言中污蔑共产党，为当局涂金，白蕉当场驳斥之，众皆失色。事后白蕉被怀疑为地下党员，上了黑名单，因及早解放，未遭毒手。

1953年，秋，白蕉赴京开会，和徐悲鸿相聚，邂逅南社重臣姚鹓雏，书《敬步鹓雏诗老原韵》，并在徐的陪同下看望了齐白石，齐老为白蕉作《芭蕉图》。白蕉在徐府逗留一周，临行，徐送白蕉近作一卷，翌日，徐悲鸿突然逝世，白蕉作挽诗悼之，寄与在京友人艾青，嘱其交治丧委员会。

1955年3月，白蕉为黄宾虹送殡，留杭三日，同行有赖少其、江寒汀、贺天健、唐云、林风眠、赵延年诸家。

1956年2月29日，上海美术工作者三十三人专车去常熟虞山写生，前后四日，5月上旬，与上海国画作者孙雪泥、贺天健、钱瘦铁、沈迈士、江寒汀、唐云、吴青霞、俞子才、张守成及西画雕塑家张充仁等二十三人去苏州旅行写生，日程为天池、华山、灵岩、天平及诸园林名胜、洞庭东西山，则以雨阻，未果去，先后七日。

1957年9月16日，齐白石逝世，白蕉写了“悼人民艺术家白石老人”，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在赞扬白石老人的同时，文章分析了“有些画家到了生活去，为什么没有创作”的原因。这年反右斗争开始，白蕉被错误地划成“右派”，受到降级、降职、降薪的处分，下放到画院图书馆管理图书，被剥夺了创作及政治权利。但是，白蕉对国家的前途和信心未变，曾于1959年5月上海解放十周年之际，作《行草自作词“清平乐”二首》和《“山高惯伍”草书自作诗》歌颂祖国，10月份国庆十周年之际，又作《颂人民公社诗》，并作《节日夜游》书赠翁史焵。

1961年，白蕉摘掉“右派”帽子，4月8日，“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白蕉即下大力气进行工作和创作。1962年，他与任政等一起，在由沈尹默先生创办的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执教，积极协助沈尹默、潘伯鹰先生作书法的普及、挽救工作，为新中国的书法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此时，白蕉的书法艺术水平达于颠峰，于1963年写下《兰题杂存长卷》（时间尚存疑）和行草手卷《杂书题写兰旧句》。

1965年春节期间，白蕉应安徽省博物馆、合肥师大、省文联邀请赴合肥讲学，继续为普及、挽救书法事业努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久病初愈的白蕉被莫名其妙地批斗、抄家，被冠以“摘帽右派”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白力图澄清，被定为“翻案”，受到体罚、批斗，关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写交待材料，铲油画调色板，洗笔等，连请病假的权利也被剥夺，因此耽误治疗。后被“从严处理”，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每月只发给三十元生活费，并取消了他的公费医疗。

1969年2月3日，农历十二月十七日凌晨，饱受折磨的白蕉含冤去世，终年六十一岁。白蕉在短暂的六十年间，经历了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斗争及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可谓阅尽人间冷暖。白蕉的一生，是学者、诗人、书画家的一生，但也不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他一生服膺于晋人的人生观念，超然物外，平淡冲和，但是，又不乏“刑天舞干器，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在勤奋俭朴，甘于淡泊，默默地完善自我人格尊严的同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也能挺身而出，以自己的文字和行动支持抗日，歌颂祖国，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崇高人格。

白蕉的理论清澈而深入，非常自然、轻松地阐释了许多大而复杂的问题。如论执笔，“怎样去执笔，这问题又正和怎样去用筷子一样，简单而平凡。”论选帖，“选帖这一件事真好比婚姻一样，是件终生大事，选择对方应该自己拿主意。”论碑与帖，“碑与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碑版多可学，而且学帖必先学碑。”“碑宏肆；帖萧散。宏肆务去粗犷，萧散务去侧媚。”论字儿的神采，“作字要有活气，官止而神行，如丝竹方罢，而余音袅袅；佳人不言而光华照人。”这个特点体现在其书法批评上也是如此，如论康有为用笔“颇似一根烂草绳”；论包慎伯草书用笔，“一路翻滚，大如卖膏药好汉表演花拳秀腿。”真是太妙了，把别人能体会到但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非常轻松而准确地表达了出来。

其书法在用笔结体章法上也是非常自然、非常轻松。能自然已不易，能轻松更不易。近世书家中能通达自然而轻松的也只有于右任、黄宾虹、谢无量等几人。白蕉的书法明快清新、澹净古雅，而又不显孱弱单薄。非常鲜活地展现了晋韵及唐法。从明清到现代，许多“大家”象巨人一样在地面上高视阔步，但在晋韵、唐法这两座大山前表现出来的依然是迷茫、徘徊乃至顾此失彼，而白蕉则在晴朗的天空下信步于这两座山的峰颠。

至于白蕉先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到现在都感到不可思议，是眼界高、取法高、用功勤、个人天分与悟性的多方面统一？恒、兴、静为白蕉提出的学习书法过程中须做到的三境，是开给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每一个学书者的良方。白蕉除了书法之外，还擅画兰。解放前沪上画坛绘花卉的，有高野侯的梅花，谢公展的菊花，吴湖帆的荷花，符铁年的苍松，申石伽的竹枝，白蕉的兰草，都是相提并论的。白蕉画兰着笔不多，风神自远。以墨兰为多，题句疏宕清放，若即若离，恰到好处。他自道甘苦：“花易叶难，笔易墨难，形易韵难，势在不疾而速，则得笔；时在不湿而润，则得墨。欲在无意矜持，而姿态横生，则韵全。”又云：“薰一箭数花，出梗之法，昔人多顺出，总不得力。不如逆入用笔作顿势，始见天然茁壮。”题兰句多有精彩之笔。如云：“一两朵花，三五张叶，笔口忽开，频年心力。”又云：“赵子固写兰，未脱和尚气，文征仲娟娟如处子，八大韵高，石涛气清，明清间可观者，唯此几家。”又云：“十笔百笔，只是一笔。”“兴来一二箭，鼻观已千年。”

　

白蕉书法以行草为主，为适应行草书流畅婉转的要求，大量使用“弧形内白”和“弧形外白”。我们认为，这是行草书与楷书极不相同的特点：即孙过庭所谓“草以使转为形质”，“使转”是行草书极为重要的动力学因素，弧形内白和弧形外白分量加大，这是笔法上“转”多于“折”的缘故。楷书则不然，内白和外白多方形、三角形，故字型为“方块”，具有稳固的特点。白蕉的楷书取法欧阳询和虞世南，是正南正北的方块字，其内白、外白多方形、三角形，端若古佛之容。白蕉早期行书《桃花源记》的黑白处理多为方形、三角形，流动性不是很强，趣味性大于抒情性，但到了《兰题杂存》，弧形内白和弧形外白增多，流动性增强，笔势圆通，《辛弃疾词“水龙吟”》二种更是如此，于白书中最为气使，善于“密者密之”，数画并施，密不透风，甚至数画集为一画、融为一体。密处更密，自然疏处更疏，于是轻重、节奏都产生了变化，收到了老笔任意的效果。作为打通整个帖学史的书家，白蕉学魏、晋、唐、宋，而魏、晋、唐、宋皆不能牢笼之，相反，在他的创作中，体现了极高的“自由度”。他的书法，无论结字、用笔，还是用墨，都表现出一种融会贯通的能力，所以他的字虽然“势圆”，却并非一味缠绕，而是时出方折之笔，故流动中有凝重、有跌宕、有顿挫。

白蕉的理论著作不多，但质量很高，份量很大，主要有《云间谈艺录》、《济庐诗词稿》、《客去录》、《书法十讲》、《书法学习讲话》等。他的理论特色，与他出色的文风相得益彰，著名的《书法十讲》（散见与1996年-1998年的《书法杂志》）为1962年在上海所作一系列书法讲座的底稿，幽默流畅、清澈深入、娓娓道来、如拉家常，自然、轻松地阐释了许多大而复杂的问题，讲座的实况，比文章更为生动活泼。如论选帖，“选帖这一件事真好比婚姻一样，是件终生大事，选择对方应该自己拿主意。”“如果你把选帖问题去请教别人，有时就好象旧式婚姻中去请教媒人一样。一个媒人称赞柳小姐有骨子；一个媒人说赵小姐漂亮；一个媒人说颜小姐学问好，出落得一幅福相；又有一个媒人说欧阳小姐既端庄又能干。那么糟了，即使媒人说的没有虚夸，你的心不免也要乱起来。”（《选帖问题》）

如论执笔，“怎样去执笔，这问题又正和怎样去用筷子一样，简单而平凡。”又说：“（正确的执笔）三个月后酸痛减，一年以后便不抖，功到自有好处。”（《执笔问题》）

谈运笔，说“折钗股”、“屋漏痕”、“锥划沙”、“印印泥”、“端若引绳”、以及米芾的“无往不收，无垂不缩”等均源自蔡邕“藏头护尾，力在字中”八字，“这样看来，后世各家的议论，尽管花样翻新，正好比孙悟空一筋斗十万八千里，却终难跳出如来佛的手掌。”（《运笔问题》）

他还精到地分析了运笔的“力”、“永字八法”，纠正了对“八法”的迷信。论书髓，说“大概书法到了‘炉火纯青’，称为‘合作’的地步，必定具备心境、性情、神韵、气味四项条件。”并认为“四者除了天赋、遗传关系之外，又总归于学识，同时与社会历史的环境和条件也是分不开的。有天资而不加学，则识不进。”（《书髓》）并论证了“学识与心境的关系”、“学识与性情的关系”、“学识与神韵的关系”、“学识与人品的关系”，皆极精到，限于篇幅，不能细数，诸君不妨找《书法十讲》细细一读。

论碑与帖，说“碑与帖本身的价值，并不能以直接书石的与否而有所轩轾，原刻初拓，不论碑与帖，都是同样可贵的”；“取长补短，原是游艺的精神，只有如此，才有提高有发展。”“碑版多可学，而且学帖必先学碑。”“碑宏肆；帖潇散。宏肆务去粗犷，萧散务去侧媚。书法宏肆而潇散，乃见神采。”（《碑与帖》）论神采，则说“作字要有活气，官止而神行，如丝竹方罢，而余音袅袅；佳人不言而光华照人。”白蕉对前人的批评，能牢牢地把握感觉，十分到位地说出来，如论康有为用笔，说“颇似一根烂草绳”；论包慎伯草书用笔，“一路翻滚，大如卖膏药好汉表演花拳秀腿。”这样的理论，现在实在太少了。